先简单罗列一下我们曾经熟悉的东西。（以下引用恕不声明）
1957年提出的教育方针是：“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在德、智、体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早在1979年11月，他就 邓小平告诫全党：“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认真选好接班人，这是一个战略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长远利益的大问题。” 1980年5月，邓小平为《中国少年报》《辅导员》题词：“希望全国的小朋友，立志做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的人，立志为人民做贡献，为祖国做贡献，为人类做贡献”。
1981年6月27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要加强和改善思想政治工作，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人民和青年，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
1985年5月17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指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九十年代以至下世纪初叶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大规模地准备新的能够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各级各类合格人才。”“所有这些人，都应该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和社会主义事业，具有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而艰苦奋斗献身精神，都应该有不断追求新知识，具有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勇于创造的科学精神。”
1986年4月12日颁布的《义务教育法》规定：“义务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努力提高教育质量，使儿童、少年在品德、智利、体制等方面全面发展，为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奠定基础。”
1989年，李鹏总理在庆祝国庆四十周年招待会上说：“学校要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把树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努力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是国家对教育高度关注的时期。1990年1月6日，李鹏总理在会见面向二十一世纪教育国际研讨会代表时说：“中国的教育方针概括起来有三点：第一点就是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第二点强调德、智、体等全面发展。第三点是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
1990年1月16日在国家教委1990年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时任国家教委主任的国务委员李铁映对新时期的教育方针作了比较全面地概括：“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教育战线必须努力做到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劳诸方面都得到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1990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中指出：“继续贯彻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方针。”
1993年2月13日《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正式发布，这个酝酿已久的《刚要》里给出的总体目标是“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与身体素质．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接班人”。
《刚要》指出，必须坚持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坚持教育的社会主义方向，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教育青少年。实践证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还相当激烈。国际反社会主义势力总是运用各种手段进行渗透，推行“和平演变”的政策。而学校特别是高等学校是国内外反社会主义势力进行渗透的重要场所。四项基本原则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对立，争夺青少年一代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同时，发展商品经济和实行对外开放，既为形成积极进取的思想观念创造有利条件，也会滋生诱发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某些消极社会现象。因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接班人作为教育工作的根本任务。
1994年5月24日，为“跨世纪中国少年雏鹰行动”题词，勉励广大少年儿童要“自学、自理、自护、自强、自律，做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
1995年发布实施的《教育法》总则第五条：“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2004年5月，胡锦涛在全国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全党全社会共同做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努力培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在市场化环境中的现代教育究竟应该重理科还是重文科？
从过去的“革命事业接班人”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接班人”，那么，“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之间究竟有什么本质的区别？现在应该说“革命已经成功”，还是“革命尚未成功”。革命事业接班人继续革命又要革谁的命？因此，变“革命事业”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似乎顺理成章，“建设”当然更需要建设方面的专业人才。
文科产生的是思想，是观念；理科产生的是知识是技术。如果说“革命”强调的是“打江山”的话，那么，“社会主义建设”强调的就是“坐江山”了。从“革命”这个目标设立来看，理应重视文科；而“社会主义建设”这个目标似乎与“理科”更对应一些。现在我们需要统一思想去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不需要对这种思想观念再有什么反思、创新了，因此培养新的思想家的文科自然不再应该搞普及化发展了。现在，文科专业的毕业生就业率是最低的，哲学、法律、文学等专业尤其严峻，就是对这种观点的一个佐证。
讲“培养接班人”，暗含着对有缺乏传承人需要补充的需求，意味着从革命事业岗位上退下来的革命先辈们担心事业后继无人。但是，现在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为何会出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接班人无班可接？
现在也不能说无班可接，用经济学的术语讲，就是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班”“稀缺”了，等着要接班的人太多了。在这种“班”位稀缺，等着接班的人争抢接班的情况下，我们的教育还需要接着培养接班人吗？解决之道大概是应该扩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规模，让一批一批走出高校等着接班的人有班可接吧。
当一批批走出校门即失业的大学毕业生面对这个让他们觉得自己显得多余的社会，他们注定会对究竟是什么“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产生深深的疑问。是去给厂商打工挣自己的养命钱就叫做“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去和农民工争夺饭碗就叫“接班”？还是在家里“啃老”也是一种事业？还是自己拿着父母的积蓄投入到创业当中做厂商算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在这种不可回避的疑问迷茫当中，《刚要》当中提出的那些国际反社会主义势力运用的“和平演变”的政策、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某些消极社会现象等等对教育的影响如何加以应对和克服？
和平演变不就是推行私有制之上的价值观念吗？而今大学生面对的就是一个这样的社会，想去做看上去更像是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公务员则是难上加难。现在的接班人都已经在革命事业的大门口排起了长队，一职难求，近乎“报国无门”。
和老板讨价还价谈论工资待遇算不算拜金主义？难道说要给一心为他自己发家致富的老板义务“奉献”才不是拜金主义？即便是那些正在给老板们打工的人算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者，他们也丝毫不担心自己退休之后有没有人接着班给老板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问题，他们担心的是老板会不会克扣工钱和能不能按时发薪。倒是老板们可能会担心“接班人”方面出现用工荒。老板们已经在强烈要求高校改变专业设置，要培养市场适用人才了。
和自己的同龄人、同届毕业生乃至同班同学，甚至农民工兄弟在职场上拼杀竞争，是不是具有“极端个人主义”的色彩？又该如何做才能在这种竞争当中表现出不极端的“个人主义”？
当前大学本科毕业究竟算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现在的情况是：师范毕业的没有教书资格；法律学院毕业的没有律师资格；工科四年之后还当不了工程师；医科五年苦读拿不到独立行医的许可，即便是继续读到硕士毕业……而这在过去国家保分配的时代里根本都不是问题，如果出现上述情况当属于本科没有毕业，是要发给肄业证的。
难道是现在的教学水平和目标下降了？当然不是。现在大学里的教学内容一直都在与时俱进，以往的不少大学课程现在都下放到了高中，而高中的则下放到了初中，小学课本里的不少内容原来都是初中的课程，小学的奥数题目让数学家看了都直摇头。早期的大学毕业生拿着现在的高考试卷都直发怵；在职的老大学生要不断地充电和接受“继续教育”才能跟得上时代步伐。因此看来，我们不能说我们的高等教育是今不如昔，而是在不断的提高着。
显然，我们没有理由责备一个国家不断提高高等教育的水平目标，这是一个国家科技进步的标志。那么，为何不断提高的高等教育水平却培养不出能够独立工作资质的毕业生？不能达到独立工作的水平也能算是毕业？只能解释为：社会需要的人才的目标提高的更高了，这种社会对人才的需要标准的不断提高也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同样不能去责怪社会要求的这种提升。
显然问题是，社会需要的人才的标准和学校培养的人才的标准明显分离了。那么反过来，我们不禁要问，为何“社会需要的人才”和“高校培养的人才”这两个标准要分离呢？是什么原因促成了这种分离？为何不能够把教师资格考试和师范学院的毕业考试合并？为何不能把全国司法统考和法律专业的毕业水平挂钩？而这种合并和挂钩过去就是实践事实，难道在这方面也有个“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规律？在一个商业的社会里，客户的要求就是企业的目标，在这个一切为了客户的商业时代里，商业化的高校为何不主动跟上社会需要这个目标的步伐，而是要自设一个和社会需求脱节的目标呢？既然社会需要一个师范毕业即可以登上讲台的教师，为何师范学院要给还不能登讲台的学生发放师范毕业证呢？
面对高考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现象，有人支招儿说中国的高校要向国外学习，要搞“宽进严出”彻底解决高校高门槛、门外护城河上一条独木桥的问题。但是，中国教育问题不是孤立的，如果中国的高校如果真的采取“宽进严出”的策略，将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这个后果就是届时的“宽进严出”将会毫无疑问地变成“宽进宽出”，解决的是表面上的高等教育普及程度问题，而带来的是更严重的手持高等教育文凭的失业大军。
此前闹得沸沸扬扬的贵州师大“罗彩霞”事件说明，现在高校就是一个生意场，是一个以“大学”名义下的综合消费市场，一个学生就是一个消费者，从衣食住行，到书本娱乐，每招一个学生，就意味着多了一个消费者，大学的资源和相关产业就会有更好的销路。如果招不到学生，就意味着市场萎缩生意清淡，因此，从中学到大学、从国立教育到民办教育都在争夺生源也就顺理成章不足为怪了。因此，贵州师大在招生过后一个月之后，在“不浪费学校的名额资源”的理由下，从湖南省点名补充录取了一个假的“罗彩霞”。
也就是说，产业化的教育本身具有无限“宽进”的原始欲望，取消高考，拆掉独木桥，不仅仅是一些家长学生的愿望，实际上更是高校自身的愿望，几乎是一个皆大欢喜的主意。
但是，高校显然不具有“严出”的自主欲望。“宽进”之后那个“严出”的局面很难形成。究竟有几个人相信“自查自纠自律”这种约束机制？可以想象，为了标榜自己的教学水平，高校都在培养更多的“人才”，如果自己那些宽进的学生将来都拿不到毕业证，何以标榜自己的教学水平？现在的高校都在标榜自己培养了多少硕士博士，已经出现“博士满街走，硕士多如狗”的情况，这就是预演和前兆。
如果这个问题读者你想不清楚的话，就把现在的高校当做一个餐馆看待就容易明白了。餐馆老板都希望顾客盈门，但是，当顾客点好菜之后，老板又希望食客尽快吃完走人，以便腾出房间餐桌接纳更多的顾客。餐馆老板就是这种看似矛盾的心态，没有人进门他愁，有人占着桌椅闲磨时间他也愁。
当然，如果有旅客愿意在旅馆常年住店，“店老板”肯定也是欢迎的，但是，在高校这个大旅馆里，这种“顾客”主动要求“严出”的情况似乎还没有存在的理由。
而在一些不参加全国统一考试的民办学校，宽进早已是现实，而且入校的学生在校学习的时间被一缩再缩，有的甚至是半个入校手续就直接让学生拿着毕业证去一个干不了几天就会自动辞职的企业去“就业”，“宽进”与“宽出”已经是无缝接轨了。
就业问题，也就是劳动力市场上的问题，是经济社会的问题。在市场机制下，我们的教育目标已经显得非常尴尬。
如果农民种粮是自己食用，就不会出现“谷贱伤农”的事情。谷贱伤农，伤的其实是那些把粮食当做商品的农，而不是种粮自己吃的农。现在，教育产业化之后，毕业即失业的情况形成，就会出现类似谷贱伤农的“人贱伤教”。谷贱伤农之后，受伤的农就对农失去了兴趣；如果“人贱伤教”，受伤的教育同样会不知道该教育的目标指向何方，导致教育的衰败。
过去那种包工作分配的高教制度，现在已经不断被走出校门即失业的大学生们想起，也被他们曾经享受入校即就业的父母怀念。但是，包分配当然不是市场的做法。因此，在人才需求方面，也应该区分一下必要需求好市场需求。国立教育应该把目标放在非市场化的教育领域，如办公务员学院、基础科研院校、类公务员性质的师资培养的师范、培养国防军事人才的军事学院等等。这些院校一定要采用“严进严出”的策略，目标就是为国选材。这些院校一定是要包工作分配的，入校就是就业，在校期间的学习不过是工作前的上岗培训。这些学生将来的工作领域都姓“公”，这样就和学校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接班人”的这个说法一致起来了。
如果劳动力完全市场化了，那么国立教育的目标就不应该再与培养劳动者联系起来。制造“劳动力商品”的事情，市场自己会搞定的。市场会自动培育或者打压这个产业，这个产业会自动把就业率等指标当做最真实的“文凭”和招生招牌。究竟是“宽进”还是“严进”，是“宽出还是严出”，一切都可以交由劳动力市场自己决定。以培养劳动力为目标的高校，不过是（劳动力）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罢了。
阅读链接：
视频资料《2009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
http://video.sina.com.cn/finance/china/dfjj/20090611/154618231.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