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博客

一、可以在以下公共图书馆借阅：

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

中国社科院图书馆（社科院文献情报中心）；

首都图书馆；             　　　　  北京市公共图书馆；

上海图书馆；         　　　　　　  上海闸北图书馆；

上海市委党校（行政学院）图书馆；   浙江省图书馆；

马鞍山市图书馆；           　　　　中共南京党校图书馆；

浙江党校（浙江行政学院）图书馆；    苏州图书馆；

金陵图书馆；                      中共南通市委党校图书馆；

常州图书馆；                      福建省图书馆；

厦门图书馆；                      连云港市委党校；

武汉图书馆；         　　　　　　  陕西省图书馆；

辽宁省图书馆；       　　　　　　  江西省图书馆；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中山市图书馆；

深圳图书馆；                      深圳宝安图书馆；

广东南海市图书馆；   　　　　　　  广西桂林图书馆；

山东省图书馆；                    青岛市图书馆；

中国农业图书馆（中国农科院农业信息研究所）；

香港中央图书馆；                  香港屯门公共图书馆；

无锡市图书馆；                    河南省社科院图书馆；

金盘图书馆；                      深圳大学城图书馆；

苏州独墅湖图书馆；                天津高校联合图书馆；

超星数字图书馆；                  湖州市行政学院图书馆；

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服务系统；

……

二、也可以在以下大学图书馆借阅：

A：安徽大学；安徽农业大学；

B：北京大学（北大中心馆、经济学院、社会学系、北大医学院、光华管理学院图书资料室）；北京交通大学（北方交通大学）；北方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石油化工学院；北京理工大学（北京、珠海学院）；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方民族大学；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

C：常州工学院；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重庆工商大学；长安大学；成都信息工程学院；

D：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东南大学；东北大学；东北财经大学；东北财大金桥商学院；大连海事大学；

F：复旦大学；佛山科学技术学院；防灾科技学院；福建师范大学；福建工程学院；

G：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州体育学院；广东商学院；广东白云学院；广西大学；广西师范学院；贵州财经学院；广州大学；广州医学院；贵州民族学院；贵州大学；广东药学院；國立金門技術學院；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广东工业大学；桂林航天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广西民族大学；

H：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威海）；海南大学；合肥工业大学；湖南大学；湖州师范学院；华东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州、南海学院）；华中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中理工大学；华东理工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华南热带农业大学；惠州大学（惠州学院）；河北师范大学；杭州师范学院；华北电力大学（保定）；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河南工业大学（郑州工程学院）；湖南师范大学；海口经济职业技术学院；湖南理工学院；河南中医学院；华北水利水电学院；黄河科技学院；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湖北师范学院；哈尔滨工程大学；湖北工业大学；河海大学（常州）；河南大学；河南财经学院；

J：集美大学（陈延奎图书馆）；江汉大学；江苏大学；江苏科技大学；吉林大学；金陵科技学院；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景德镇高等专科学校；吉林师范大学；江苏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K：昆明理工大学；凯里学院；康大教育园；

L：鲁东大学（烟台师范学院）；黎明大学；辽宁中医药大学；聊城大学；

N：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南京财经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南昌航空工业学院；内蒙古大学；宁波大学；（浙大）宁波理工学院；南京晓庄学院；内蒙古工业大学（管理学院）；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南华工商学院；南京经济学院（南京审计学院）；

P：平顶山学院；

Q：清华大学；曲阜师范大学；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S：首都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金融学院；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对外贸易学院；上海海事大学；深圳大学；山东大学（济南、威海）；山东理工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山东财政学院；山东经济学院；山东石油大学；四川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苏州大学；四平师范学院；上海杉达学院；商丘师范学院；山东轻工业学院；陕西理工学院；韶关学院；山西农业大学；沈阳工业大学；山东农业大学；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山东工商学院；沈阳师范大学；沈阳航空航天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雪城大学）；

X：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浸会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厦门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安工业学院；西安工业大学；西南财经大学；西南政法大学；西南民族大学；西北工业大学（明德学院、金叶信息技术学院）；新疆大学；新疆财经学院；徐州师范大学；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西北大学；西南大学；西北师范大学；西华大学；西南科技大学；西安理工大学；西南林业大学；

Y：燕山大学；扬州大学；烟台南山学院；宜昌市一中；盐城工学院；

Z：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科技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南民族大学；中国地质大学；中国矿业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国石油大学；中国计量学院；中国劳动关系学院；中山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华金融保险学院）；浙江大学；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浙江工业大学；浙江财经学院；浙江林学院；浙江万里学院；郑州大学；肇庆学院；湛江师范学院；郑州高等师范专科学校；中国药科大学；中州大学；浙江科技学院；漳州师范学院；周口师范学院；

【话外】意大利的豪华邮轮“协和”号满载4000多名乘客2012-1-13日在意大利海岸触礁搁浅，事故至今已经找到11名遇难者的遗体,仍有23人下落不明。目前，邮轮船长已被逮捕，有报道称，此次邮轮事故好似泰坦尼克悲剧重演。当局正调查事故原因，原因之一就是邮轮改变了计划之中的航向。

【正文】

冬季达沃斯在白雪皑皑的瑞士小镇达沃斯开始了。会议的组织者把人们的话题引导向“资本主义的末日”，但是，认为资本主义行将就木的观点依然是微弱的，还是有更多的经济精英们认为，资本主义需要的仅仅是变革，还远未到寿终正寝之时。

这艘悬挂着资本主义旗帜的世界经济巨轮之所以会出现航向的迷失，是因为现实是近年来它的航速的减缓，尤其是对比于被称为“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的发展中国家的高速追赶。

巨轮的航向掌握在舵手的手中。谁是舵手呢？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经这样描述世界经济巨轮的航线：“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谁掌握了货币发行权，谁就掌握了世界；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人类。”基辛格的这段话已经成为了众所周知的世界政治名言。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状况似乎和基辛格的描述有所不同。

掌控着粮食生产的农民，几乎总是世界各个经济体当中的最下层。他们无法左右粮食的生产和价格，歉收时入不敷出，丰收时谷贱伤农。

掌握着石油的中东，眼下是伊朗，似乎无法决定石油的生产和供给。在这场石油战争中，石油的消费者——美国和欧洲——这一次真的实践了一回“顾客是上帝”这个商业戏言中的上帝角色。

掌控世界货币“美元”发行大权的美联储，似乎也对美债危机问题和美国经济滑坡束手无策，以至于奥巴马总统要放弃掌控世界货币生产这个优势，而去和发展中国家争夺可以缓解就业困局的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

此次冬季达沃斯的主题是“问诊资本主义”，但所谓“问诊”，只是哪些认为资本主义有病的人的行为和说辞，而不是所有人都认为需要问诊。从美国政府应对“关门”的方法，到欧盟应对债务危机的手段，我们就可以明确看出，这个世界的统治者阶层，根本不可能接受资本主义运行方式的改变。所以，会议的“结论”早就不再是悬念：一定不是资本主义的灭亡，而是要大家树立对资本主义的坚定信心。

与会者即便都是经济精英，但他们也同时都是经济的亲身参与者。几乎世界各国都有这样的谚语：医生救不了自己的命。那么这次自己给自己的问诊又能问出什么结果？

现在，已经没有人会提出给社会主义问诊这种话题了。这不是因为社会主义没有问题，而是世界主流思想已经默认社会主义已经死亡了，尽管还有国家自称是社会主义，但对之大家似乎默契地默认那只是“社会资本主义”，是纯种资本主义的变种，但本质还是资本主义。

被已经认为死亡的社会主义和被看做病魔缠身的资本主义其实面临的是同一种疾病：那就是极端主义。用过去我们熟悉的形容词来说，社会主义犯了“极左”的毛病，而资本主义犯了“极右”的顽疾。社会主义者似乎已经认识到了这种“极端病”，开始向右端靠拢，这就是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者似乎并未认识到自己身患极端病，依然把极右作为正确的标准，并用来衡量那些向右靠拢的国家是否达到了“完全市场经济”的标准。

大家是否从中领会到中国古老思想“中庸之道”的魅力？如果有所感悟，萨缪尔森早就指出了世界经济的普遍模式：混和经济，也就是被贴上社会主义标签的计划经济和被贴上资本主义标签的市场经济的混合模式。“混合经济”是否已经给出了世界经济应有的、中庸特色的正确模式？

非也。

《西方经济学的终结》（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基因需求的层次理论指出了经济领域的疆界，那就是市场活动只能稳定地存在于选择性的非必要需求领域。这种理论把所谓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仅仅看作是不同的工具，而工具都有各自适用的范围和作业对象。

《终结》的这种思想和“混合经济”的思想具有本质上的不同。混和经济的思想其实还是“极端主义”，只不过是把“极左”和“极右”机械地混合在一起罢了，它不分作业对象，将两种工具混用一气。持“混和经济”思想的人，并没有真正认识所具有的工具，不知道螺丝刀和扳手各自应该用在什么场所，混和经济就是一会同时用螺丝刀和扳手拧带尾槽的螺丝，一会儿又同时用螺刀和扳手去拧螺母，他们认为这样就是克服了极端主义只用一种工具的毛病，却没有认识到本质上依然是极端主义。

极端源于贪婪。极左者自不量力，妄想着把自己无能为力的选择性需求纳入到统一管理渠道。极右者则妄想着越过选择性需求这条界限，要把世间一切都变成私有品和逐利的道具。

零八年经济危机刚刚爆发的时候写过一篇帖子，《zf要做的是分市而不是救市》，这个文章http://www.chinavalue.net/Finance/Article/2008-4-3/107527.html 现在看来可以提交给正在举行的达沃斯论坛，告诉与会的经济精英们，要做的事情（如果愿做的话！）不是问诊和拯救什么主义，而是分清不同的主义所适应的需求领域，要在合适的领域内推行合适的主义，既不是极左的社会主义，也不是极右的资本主义，也不是两种极端的机械混合。

（当然，这或许只是我的自作聪明。精英们未必不知道问题所在，剩下的或许只是愿不愿意做了。）

【话尾】写这个帖子的当口，旁边的电视正在播放cctv9的记录片，《美国国家公园全纪录》，知道美国这个自称和被视为资本主义标本的国家，在一个多世纪之前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当口，在众多有远见的民间人士和政府精英的推动下，就开始把国土当中的精华区域的所有权逐片收归国家所有，建立了遍布美国的国家公园体系，国家公园变成了全美国人民的公共财富。

而我们这里的情况似乎正好相反，要求把本已明明白白属于国有的东西再次进行产权“明晰”的呼声正一浪高过一浪。

在新年之际，温总再次表达了zf的声音，希望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并且强调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突出位置。

自改革开放一来，一个基本成为定式的认知就是，发展经济，就可以改善民生。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跨过三十个年头了，经济发展蓬勃兴旺，经济总量持续攀升跃至世界第二，成就几令全球各国羡慕嫉妒恨。

但是，中国的“民生”问题消失了吗？不仅没有而且更加显现和突出。

不过，民生问题表现的形式与三十年前已是大不相同了。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国力微弱经济疲软，民生问题是全民面临的问题，那时，我们把民生艰辛归结为长期的政治运动，然后把心中的宏伟目标从理想的共产主义变为现实主义的“温饱”，十年之后目标是“小康”。

但现在当我们的经济总量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内外都有人认为中国已经不再是发展中国家的时候，民生问题却没有消失，而是以另一种形式持续着，那就是贫富分化。

这个结果，是所有走过市场化道路的国家的居民财富状态所早已呈现的。显然，中国要走西方市场化的老路，必然会出现西方的既有结果。中国似乎总想说明中国走的不是西方老路，而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路。但是，却依然为按照西方标准来衡量的“市场经济地位”的获取耿耿于怀——既要说自己是新路，又要让裁判相信是老路。

西方的现状再一次用事实告诉人们，市场经济，只能提供一部分人飞黄腾达的机会，而不能达成财富的合理布局。这个情况和二三百年前的情况一模一样，即经济的发展仅限于部分人。

现在，底层民众的民生问题凸显，而且对民生的看法有逐步演化为一种政治情绪的明显迹象。日前，官方有关部门对为何没有基尼系数数据公布质问的强差人意的回答，让人感到，民生问题已经不是一个可以轻描淡写应对的小问题了。

“民”当然不可以放弃“生”。所以，民生是无可选择的必要需求。

市场是什么？是交易。是把自己认为对自己无用或用处较小的私有物用于和其他私有者换取认为对自己更有用的物品。有没有用，用之大小，都是比较的结果，或者说是一种选择。所以，市场天生就是针对选择性需求的，只能用于解决选择性需求。

市场上的物品，天生是为利润而存在的，而不是为了解决什么他人的问题而存在的。那种需求可以给商品生产带来利润，厂商就会为那种商品开动机器。这就需要“需求”的有效性，即经济学所谓的“有效需求”。

而民生需求恰恰是缺乏有效支付能力的无效需求。

必要性和无效性，决定了民生问题无法通过市场这个渠道去解决。

市场是应对选择性需求（非必要需求）的有效手段，这个道理讲起来非常简单和容易获得认同。但实际上做起来并不是如此。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经让人们对这一简单的道理麻木不仁了。最近，为了应对股市的疲弱，官方对社保基金入市给予了认可和鼓动，这依然是用市场手段解决民生问题的思路。

那么，民生问题如何解决？分配！

分配是政治手段，不是市场方式。市场只是交换，是价值流的双向对流；而分配是价值流的单向流动，是从掌握分配权的公权力领域流向需要的私权领域。转移支付是一种常用的非市场的方法，是价值流的单向流动，不是交换。

在深陷债务危机的西方，在所谓的“福利经济学”的推助下，由于民生的涵义被不适当地扩大化，造成所谓的福利负担，影响到了经济的正常运行，因此，解决债务危机的手段，几乎是无一例外的拿社会福利开刀，如冻结薪资或减薪、减少政府对公共领域的投入、延长退休时间等等。这为那些民生羸弱、社保急需完善的国家来说，似乎为政府找到了一个退却的借口。但是，“民生”，作为一个问题，要么以强力的政治手段加以解决，要么它以强力的政治形态爆发。

阅读链接：政府存在的意义可以归结为两个字

http://www.chinavalue.net/Finance/Article/2007-11-8/86703.html

副题：IPO有摊派吗？

2011年的中国股市让大多数股民受损而怨气冲天，尤其是对逆势而上的IPO。这种“民怨”惊动了政府高层，以至于国家总理都出来讲话表态要提振股市信心。今日中国股市应总理之声而起，劲涨2.89%，政策市、消息市的特点表露无疑。

记得中国刚刚恢复股市的时候，股票第一号的深发展在深圳基本上是以摊派方式发行的，各个公司各个单位挨个上门动员，甚至动用党的组织系统，甚至把买不买股票上升到党性层面。此时的股票，这种市场的产物尚跟市场二字不沾边，是一种政治现象。

但是，从第一批莫名其妙甚至是“被认购”而入市的股民几乎个个都大赚特赚开始，中国股市就再也没有摊派发行这种事情了。

九二年在深圳的时候，适逢炒股疯狂期，把手下员工的身份证借了几十张给公司的一位高管，并派了十几人帮助他去证券公司门口排队，为的是能拿到抽签表。结果是他在支付了排队员工酬劳和盒饭之后拿到了一叠抽签表，害怕不能中签，便转身高价卖给了他人，从中渔利上万元。

从那时起，包括后来的股灾时期，沪深两地的IPO从来都没有衰败过，股民谓之“打新”。打新成了股市常胜不败之术。也就是从那时起，再也没有摊派股票这回事儿了，想买入新股，你得看抽签时的运气了。

但是，近几年尤其是2011年的情况开始变得不一样了。新发行IPO开始出现破发，逐步演变成了所谓的“破发潮”。本来股票价格上行下跌都是非常正常的，但是，已经习惯了打新必赚的中国股民把不正常当做正常，把正常当做不正常，开始把怨气撒向证监会甚至ZF身上。

要说中国股民不具备赌徒精神，也不尽妥当。一句非常出名的股市名言妇孺皆知，叫做“死了都不卖”，这简直和嗜赌如命、总想翻本的赌徒有得一比了，属于正宗赌徒做派呢。不过，面对中国股市一泻千里的局面抱怨股市下跌、抱怨IPO过多、抱怨政府监管不力等等牢骚满腹，就和说出“死了都不卖”这种铁杆赌徒风格完全不一样了。

记得在东莞的时候，有一次公司的总经理在开会时教导大家说，对待工作，大家要拿出打麻将时的心态！看大家面面相觑，总经理解释到：第一，打麻将大家是不是很投入？工作也要全心投入，这点大家做的不错。第二，打麻将输了，你们是抱怨他人还是抱怨自己？大家笑了。牌局上输了钱，一般都是抱怨自己牌不好或运气不好或者“手臭”，少有抱怨他人的。牌桌上大家常用来自我安慰的顺口溜是“背运不能怪社会，命苦不能怨政府，牌不好不能骂领导”。总经理是在教导大家，凡是失败了出错了，要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不要归咎于他人。

在任何商品市场上，我们都不会看到买家抱怨商品太多的情况，但这种现象在中国股市出现了。但会有卖家抱怨生产过剩价格滑坡的。前几天华宝兴业基金在自己的官网上，发布了一条“致尊敬的发行人、保荐机构”的友情提示。这条消息被媒体解读为“首家机构拒绝IPO”并为之叫“好”。何好之有？人家这不过是聪明的赌徒的止损策略。何必冠以“对IPO说不”这种冠冕堂皇？

现在的中国股市，没有人绑架你必须认筹IPO，也没有人向大家摊派了。面对你不认可的IPO，只需不理不睬就好了，说其它的，还不如扇自己两个耳光呢。至于抱怨赌场有人抽老千，就更得左右开弓多打自己几个耳光了——明知道局中有人抽老千，还待在赌场里死了也不走？IPO之所以能够圈到钱，基于的正是中国股民这帮铁杆IPO粉丝。

如果广大股民都学着华宝兴业这样做，而不固守“死了都不卖”和对IPO“死了都要买”的愚蠢，那时中国股民作为股票的买家怕只有抱怨IPO太慢而不会再抱怨IPO太快了。

基于在网上接连看到关于人口问题的帖子，便在博上发个帖子《人口开闸后果非常危险》来表达一下自己的看法，没想到被新浪博客放在了首页上，引来了网友的激烈争论。从跟帖来看呼吁人口开闸也并非空穴来风，是有一定社会基础了。

今日此帖接着谈谈上帖http://blog.sina.com.cn/s/blog_5562bb4301010xet.html中的第一个问题，即“空巢”问题。

空巢，不是巢中缺鸟，只是原来在巢的鸟现在飞在外边不在巢里。

而且“空巢”一词并不贴切。如果巢是真空了，这并不可怕。例如很多人以种种方式渠道离开农村在城市里安家立业，原来在农村的家变成了无人居住的名副其实的空巢，这种空巢现象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一个映像，如果说城市化率在当前还算是一个社会进步的指标的话，我们可以用愉悦的心态乐观这种空巢现象的出现。

但怕就怕是空巢不空，只是老巢而已。城市年轻人成家之后自立门户，居住条件改善了，但仅限于自己小夫妻；农村年轻人进城后家里留下留守老人。

现在谈论的“空巢”现象以城市为主，农村由于宅基地审批的严格和思想观念相对依然传统，所以空巢现象较少。

一些人看到空巢现象和中国社会老龄化问题渐显，便“认为”是中国缺人，便以空巢现象为借口鼓动国策松动。

空巢是生活方式变化的结果，而生活方式的变化根源在于人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在改变。

空巢问题是养老问题，但揭开面纱来看真相，是愿不愿养老的问题，而不是有没有能力养老的问题。

空巢老人现在面对的困境，最主要是心理的，而不是经济方面的，年轻一代如果以收入微薄，无法一对小夫妻养育4到8个老人为由而不愿尽养老的义务，纯属无耻的推责和良心沦丧。老人希望的，就像歌里所唱的那样“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团团圆圆.”。

在总体上，供养问题的现实情况就像大家听到的热词所说的，是“啃老”，而不是养老，老人们用他们一辈子辛苦积存的钱为儿女营造一个新巢，满足他们独立生活的要求，亲手造成了自己独留旧巢的结果，所求汇报不是一对儿女对八个老人的经济供养，仅仅是可怜的常回家看看。

空巢现象说明中国人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的青年人的家庭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已经不喜欢过N世同堂的大家庭生活。

道德观和家庭观念的变换，造成中国人现在最忧心的其实不是养老问题，而是养育后代的问题。老人是心甘情愿地被子女啃老，含辛茹苦地劳作、处心积虑地经营、贪得无厌地收贿敛财，也都是为了给子女营造一个更好的生活起点和条件。在这种可怜天下父母心的环抱之下长大的新生代，不少人不仅没有形成对父母的感恩之心，反倒是已经把啃老当做理所当然之举，把不劳而获当做天经地义。富二代炫富、比爸爸的闹剧也时常上演。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能够离巢单飞，并造成空巢这个社会问题，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总体上中国人这些年的的确确是国民富裕了，渐渐鼓起的腰包使得国民有能力另建一个巢。（此话以后另说）

解决之道：常回家看看。

在当前的家庭观和道德观状况下，这种近乎哀求的、让人心闷的解决之道可能是惟一切合实际的了。当然可以进一步呼吁把老人带到新巢里一起生活，不少人也是这么做的，但也有不少人有种种理由说做不到。唉！

2012年还有几个小时，龙年也近在眼前了。每逢佳节倍思亲，离巢的人，你知道有人在思念你吗？

如果此帖能让几个“空巢”多传出一点年轻的笑声，足矣。

要求国家放开生育控制的呼声不绝于耳，但结果将是得到的利远远抵不上带来的弊，后果非常危险。

节制生育的国策目前面临的情况非常艰难，国策实际上已经形同虚设，农村已经普遍的是二胎甚至三胎了。高压的计划生育政策之下自有对策，偷生造就了大量的“黑户”人口。黑户口的增加形成极大的社会问题，倒逼政府不得不阶段性地利用人口普查的办法去搞“黑转白”，这又无形之中纵容了“黑户”的存在，对那些想超生的人来说，无非是忍耐几年增加一点费用。

近郊农民的城市化过程中，实际上是多子女家庭得到了更多的补贴和实惠。城市里的城中村改造过程中也有同样的情况。

在对贫困乡村的扶贫当中，人们有意无意忽略了贫穷的原因之一是多子女。

城里富人同样可以用钱买来超生，之前某富户用试管婴儿技术搞了八胞胎，闹得是纷纷扬扬，也没见政府给予了什么处罚。

要求放开人口生育的呼吁，基本上有以下三种观点和理由，但都不成立。

一、养老论，或说“老龄化社会论”

中国社会未富先老，让一些人忧心忡忡。放开生育限制的呼声由此而生。但这种呼吁，其思维方式都是基于传统的养老模式，而且是默认未来二三十年这种养老观念都不会改变。

一些文章分析说多生一胎可以有效缓解当前一对小夫妻要供养八个老人的局面。但是，其默认的前提是多出生的人口必须有收入，如果人口生产扩大一倍（从1胎变成2胎），就业真的能同步扩大一倍吗？即使能够就业，其收入不会因为就业竞争而人均下降？

中国的供养问题，由于尚处于人均收入很低的不发达水平，供养率自然比较低。现在有些人不是用供养率低来说明中国的发展水平，而是把供养率和发达国家对比进而说明中国社会财富不合理，这是十分荒唐的逻辑。我们的发展阶段就是如此，低供养率是我们这个时代要解决的问题，但是，然而，不是我们这代人的过错。

供养率的计算，要看各国对“供养”的理解，不能用统一的“标准”来解释。国外，社保体系健全的发达国家里，不是养儿防老的人口机制，政府和社会承担了很大部分的养老养子费用，老人需要后代供养的分量小，年轻人对父母的供养压力自然小。而在国内，社保体系的构建尚缺口很大，情况自然不同。即便是国内，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城市和农村的社保体系的完善程度和水平也差异巨大，这也是农民都想被拆迁，“被城市化”的原因。由于养老观念的差异，农村和城市对于养育后代的压力的感受也是有很大区别的。农村已经是普遍的两个孩子了，农民并没有感到养育后代的压力比市民大，因为大家对于“养”的要求不同，说的难听一点，农村多个孩子，无非就是锅里多添一碗水的问题，而城里人添个孩子，就如同在家里挖了一个烧钱的无底洞。

一旦真的放开生育，到那时，中国已经很低的就业者供养率岂不更低？大家自顾不暇，哪里还谈得上养老养小？

其实当下的中国青年，已经不是一头难，而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两头难。我们现在听到的关于八零后、九零后的生活方式叫做“啃老”“宅男宅女”，也就是说，由于年轻人收入微薄，他们甚至到了就业年龄依然要依靠父母的资助生活。这就是很多年轻人自动选择晚婚晚育甚至于过丁克生活的原因，因为一旦有了孩子，自己就成了被啃之老，多出生的孩子在未成年之前的二十年内，不仅对解决养老问题毫无裨益，而且是更加重了年轻夫妇们的生活负担。而对他们的父母祖父母来说，就更是多出了一张张恶啃之口，被儿子一代啃肉，还要继续被孙辈啃骨头。

这种用增加未来二十年负担的办法去解决二十年后的问题的策略，无疑是下下下之策。

对待人生的态度，历来都有乐观和悲观两种主义。从养老的视角得到的忧虑，转到养子的视角来看中国的计生政策，结论恰恰相反。如果是看养子，独生子女政策造成的一小对多老的养老困局，等到了眼前的“独二代”生育高峰的时候恰恰是一个养子的好办法。啃老的生活方式，造成独生子女夫妇连同他们的父母祖父母，十个养老一个小，极其充沛的“老资源”供独二代去啃，我们的后代个个未来都是精英级别，中国的未来是何等可期？

二、国防论，或谓之“国家安全论”

还有人是从国防角度来呼吁放宽生育的。这种思路的人声称中国国防兵员不足，原因就在于独生子女政策，年轻人太少，社会老龄化，所以要扩大人口生产。

这种思维非常荒唐。第一，中国人口庞大，应征年龄的青年的基数非常庞大，所以中国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从法律的角度规定青年男性必须参军入伍。而且实际情况是，每年的征兵工作已经显露出被老百姓诟病的一个问题点。

第二，把普通老百姓的生育观念和国防观念不适当的挂起钩来，认为多子的话就会更加乐意送子上前线为国效力。而实际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民众是为了国防而多生孩子的，即便是四五个孩子，依然不希望孩子走上战场。现在不少人把当兵无门当做牢骚，但这是要去当一个和平时代的兵，如果国家正在战时，有几个会抱怨当兵无门？你去问问作为世界第一军事大国美国的家庭，哪个是为了美国的军事霸权而多生一个孩子的？

第三，退一步假设国民生育都是为国防设想所为，那么就不是放开二胎的问题了，而是至少要放开三胎四胎了。何解？因为大家都希望是子女双全，生育两个，自然希望一男一女，而非两个和尚。对于以男性为主的国防来说，还是“独子”。所以，要想缓解国防（假设存在的）兵员困境话，每家至少要生两个男孩才行。但是，人口生育的自然性别比例是接近1:1，家家都是两男一女的话，未来社会还不成了远比战争可怕的大灾难？如果要避免这种灾难，大家只好再生一个女孩儿来平衡性别失调了。也就是普遍四胞胎才能解决子虚乌有的国防兵员不足问题。

第四，世界的近代史都说明，人口和国防的强弱没有多大关系。清朝的人口不可谓不多，当时的中国也不节制生育，但还是败在了西方人口小国之手。日本一个小小的岛国，二战之中可以面对全世界的人口而开战。这些都说明，国防强弱不是人口问题。中国的国防建设以及国防的强弱，千万不敢压在人口这个基础上。

三、发展论，或曰“人口红利论”

最近两年的“用工荒”的蔓延似乎也给放开计划生育火上浇油。有人开始告诫民众，中国要失去人口红利优势了，要让位于东南亚非洲这些子女成群的国家了。因此，中国必须从现在起放开生育，以保持未来的人口红利优势。

“人口红利”是一个实际上的片面观点，只看到人口多的好处，不看人口多的坏处。同国防问题一样，国民生育没有一个是为了增加国家的人口红利的。大家都希望孩子上大学有出息，不是希望孩子长大了东莞的流水线可以开起来。

“用工荒”的形成，恰恰是民众主动选择放弃所谓的人口红利的结果，在求职者眼中，那不是利，而是弊。

中国的发展逐步脱离对人口红利的依赖，这是发展方式结构性的转折，是一个进步的转折，我们的国策应该顺应发展方向，而不是抱残守缺地坚持所谓的依靠人口红利发展模式。

用工荒和就业难并存的局面就告诉我们，中国不缺人，也不因为人口老龄化而缺乏劳动力，缺的是认可厂商的人的价值观的人。

人往高处走，不要因为低处无人就说缺人，看看正在爬人生之坡的人山人海的求职者，看看每年的高考、考研和国考的激烈竞争，看看那些一毕业就失业的学子们，就知道中国一点都不缺人。

“用工荒”只是人口问题的一个假象，“就业难”才是实质性的人口问题。

尽管现在年轻一代市民的生育观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总体上，中国国民现在还是具有非常强的超生欲望的。我们切不可盲目放开人口生产，重蹈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覆辙。节制生育的国策至少还得实行下去几代人，何时放开如何放开也要有个策略，不可滥放。少生是手段，优生才是目的，如果滥放就是滥生，不是优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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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人口惹的祸http://ecoblogger.bokee.com/1143310.html

沙县小吃在全国到处开花，有的城市一条街道上甚至都有数家沙县小吃点，沙县人的勤劳加之沙县小吃的美味让沙县人收获了不小的财富。

晚上9点多，到街角的沙县小吃店吃了一碗馄饨，喝一盅炖汤，热热乎乎地回来继续爬网，心满意足。用的陶盅上有“沙县小吃”的标志，老板说餐具都是从老家寄过来的。付钱的时候笑着对总经理兼店长兼厨师兼店小二兼出纳兼洗碗工的老板娘说：你们要发财咯。沙县小吃要上市了。老板娘愣愣地用不知道是不是沙县的福建口音说：发什么财？日子过得去就好了。

一个市场，对资本来说有一个容量的问题，很多民生基本需求领域，尤其是民视为天的食的方面。中国是一个美食之国，全国各地到处都有颇具地方特色的各种美食小吃，这些小吃之所以能遍地开花，就是因为其“小”，进入门槛低，本地居民按照日常家庭饮食的做法，投入些许资金就可以开业大吉了。

沙县小吃这种微型企业，正如大家所看到的，通常是夫妻店，母女作坊。其面对的消费群体是普通老百姓，是日常消费，所以，它的这种市场定位，是其生存的基础，也是限制其扩张的篱笆，如果有那个沙县小吃店的夫妻掌柜想把馄饨改造得如同麦当劳一样的档次，恐怕是市场定位错误，扩张之路凶多吉少，很难生存了。所以，它只能维持这种经营模式。

在这种天生长不大的经营模式下，店老板往往从老板到伙计一肩挑，既要当采买，又要当小工，既要当厨师，又要当跑堂，老板兼财务，工资利润不分家，是一个经济学上典型的“自雇佣”模式。但也有其从业之乐，不受人制约，自己管理自己，想做就做不想做随时可以改行。

也正因为如此，如果哪一家小吃店生意火爆，只可能引来附近多开几家的结果，而无法自己开出分店，因为能够在分店担当“店长”角色的人都可以自立门户。很多餐饮店的老板原来都有给他人店里当大厨的经历，都是“经理人革命”出来的。所以，这种微型企业里，内行是不会给外行打工的，老板想不兼职厨师都很难。

因此，要想把遍布全国的、具有强烈独立经营倾向的小吃店纳入到一个法人管理之下，沙县政府的想法显得太过天真。

教科书当中都说，发现股票的目的是筹集发展资金。开一家馄饨店需要多少资金？有必要向全社会公开募集资金吗？有必要采取股权制度经营吗？

从中国公司上市的条件规定来看，公司上市股本至少是5000万，创业板没有明确要求但实际也差不多，而5000万差不多可以开数万家沙县小吃店了。事实是，沙县人到外地开沙县小吃店，没有一家是需要举债的，最穷的沙县人靠沙县政府资助的一千元也能把小吃店开起来。

如果沙县小吃要上市，《招股说明书》又该怎么写？写要把筹集到的资金用于发展沙县小吃，将其发展称为世界第一的小吃品牌？做和麦当劳齐名的跨过连锁餐饮企业？很难有人相信这种微型企业需要社会资金的帮助才能发展。连沙县小吃的经营者自己都不会相信。如果你借钱给街头小吃店的小老板，要么你是他的亲朋，要么你是在做慈善，投资谈不上，人家不必要负债经营让利于外人。

如果要上市，上市前的辅导该怎么进行？培训、资产重组、产权界定、账务调整等等，这些对于已经处在良好运营中的沙县小吃店会接受吗？有必要接受吗？这种IPO冲动，不是来源于企业的内部，而是外部生硬的强加。

沙县小吃如果真的上市，对中国股市的嘲弄意味或许更大一些。不过中国股市上什么事儿都可能发生，如果沙县小吃真的IPO了，其它各地小吃，什么兰州拉面、天津大麻花、西安葫芦头羊肉泡馍、新疆手抓饭烤羊肉串烤馕、上海生煎馒头、周口胡辣汤、洛阳烤红薯、孟州炸糖饼……皆可步其后尘，为中国股市的繁荣发展贡献一份力量了。中国N大菜系都可以如法炮制成立个“中国*菜”去申请IPO。

到时候我们或许会在大街上听到这样的对活：“老五，今天吃了点什么？”“没啥，几手‘蜀麻辣烫’。不过我把上周吃的‘河间驴肉’都吐出去了”。

更进一步，ZF也可以把“中国饮食”包装一下到海外版上市去，只是不知道届时遍布全球的华人餐馆会有几家愿意加入到这个“中国餐饮”公司旗下，接受“被上市”。

沙县政府鼓励资助本县居民走出去，到处攻城略地，每年12月8日的“沙县小吃节”也办的有声有色，这种做法非常值得赞赏，是一个为民造福的政策。沙县小吃遍地开花，说明这个模式路子走对了，走对了就没有必要为改革而改革把它弄到斜路上去。如果沙县政府真的硬要把一碗馄饨一盅炖汤整合上市，除了“利”字之外，除了“圈钱”之外，看不出还有什么企图。果真如此，沙县政府就偏离从政之道了。

过去我们是企业办社会，看来现在又要走回去，政府办企业了，一正一反性质都一样——政企不分家。如果IPO成功，以后沙县人民政府的牌子边上可以多挂一幅牌了：“沙县小吃公司”，县长的名片上也可以多缀一个头衔：沙县小吃集团总裁。

不知道沙县小吃IPO的申请中是如何表述将来的赢利模式的，也不知在证监会官员们那里，这事儿走到哪一步了。

中国股市是一个屡创奇迹的地方，一切皆有可能。

劳动价值论是“价值论”而不是“劳动论”，是长久对价值概念定义之争当中的一种观点，认为价值的内涵是人类附加在价值物上的劳动，因此未经过人类劳动的自然物没有价值。和这种价值概念相对的是效用价值论，它认为价值就是效用，就是有用性，对人有用就叫做有价值，不论是否包含了人类劳动。

“劳动价值论”最终被引申为“劳动创造价值”，但这是一个自我循环证明的论点，用张五常所用的词叫做“套套逻辑”，是否成立，完全取决于如何定义劳动和价值，而不可论证。

在理性人概念之下，“劳动创造价值”的成立是毋庸置疑的。

认为价值不是一种物，这是正确的，因为显而易见。但说价值是物的属性，就错了。马克思就是这样认为的，说价值是商品的一种属性。

其实，价值既不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物，也不是客观物的一种自身属性。价值是人赋予事物之上的一种外在的东西，是人和物的关系，而非物自身的属性。客观事物自身只有事实属性，而没有任何价值属性。

你在纸上写个“人”字，再写个“物”字，两字中间划一道连线，价值就是这道连线，它既不是“人”也不是“物”，既不属于“人”也不属于“物”。

价值是人赋予物之上的，是外在于事物的，离开了人的这种“赋值”过程，事物无所谓价值可言。如果我们把这个赋值过程定义为“劳动”的话，劳动创造价值的说法自然就成立，这个成立是我们让其成立的，当然它只有成立的份儿了。

如果价值是针对商品而言的，从会计学的角度来说，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价值容纳劳动”，而不是“劳动创造价值”。

企业要确定一个投资项目，首先是进行成本收益的分析，首先要知道产品在市场上能价值几何，被多少人需求，即先看看总价值的空间有多大，然后再看看包括劳动在内的成本能占去多少空间，剩下的就是利润空间，如果利润空间比较小，那就要看看成本空间可压缩性有多大，如果除去最小的成本空间后的利润空间比较小，这个项目就会被否决，如果利润空间可观，就有投资的价值了。

这个决策过程是先有对产品的价值空间的估算，然后决定最多让劳动占据多少空间。如果不知道产品的价值空间有多大，或无法预测，则一切投资决策无从谈起。投资就是投入，包括劳动的投入，投入到何处？投入到价值空间里。所以，是价值决定劳动。

“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用在会计学上，很容易导致劳动量越多创造的利润越多的错误结论，但在会计学上劳动是成本的一部分，是侵占利润空间的因素，是要被尽可能压缩的东西，企业都在这样做，这用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就解释不通了。企业都在开源节流，这个源，是产品的价值，不是“劳动创造价值”中的劳动。在劳动创造价值这个理论中，劳动显然是利润之源，既然是利润之源，就要广开财源而不能关闭它，而实际上，没有一家企业谋求利润而去广开劳动之源的，对企业来说“劳动”是要被尽可能“节”掉的那股“流”。

说点儿具体实际的吧。Jobs及其同事的labour创造了苹果公司产品的value，而苹果公司一般员工（包括中国东莞流水线上的打工者）的jobs则减少了苹果公司的profit。

劳动创造价值，意味着劳动在前价值在后，但实际的人类生产行为中，却是价值在前劳动在后。例如企业会经常性地贴出这样的招工广告：本企业因订单增加（或扩大生产、或生产需要）招聘……。没有听说“本厂因人员过多，现扩大生产”的。

现在的西方经济学是讳言劳动价值论的，但是，里昂惕夫“生产函数”却是一个颠倒因果的劳动价值论表述（这莫非与里昂惕夫的苏俄背景有关？）。生产函数将产量Q和劳动L的关系表达为Q=Q(L、K)，是劳动（和资本）决定产出。而企业里的实际情况是什么？是订单决定用工和资本投入！即L=L(Q)、K=K（Q）

左右一变，因果逻辑就被颠倒了。所以，撇开劳动价值论，单从因果逻辑来看，Q=Q（L、K）就会让企业家笑掉大牙的。

价值决定劳动，这在行为学上的道理是：动机决定行为。

行为心理学告诉我们说，人的行为之所以会发生，背后是动机。动机是什么？当然是趋利避害，趋利就是追求利润，追求价值。正是逐利的动机支撑着逐利的行为。动机确立之后，行为才能展开。

动机和行为具有逻辑一致性的人，就是所谓的“理性人”。我们绝大多数都是如此，所以，理性人就是正常人，就是普通人。它的特性就是“趋利避害”。当然，这个“利”或“害”是对行为人自己而言的广义价值概念，不是狭义的金钱之利。

人们把追求利益的行为称之为劳动。由于利益是针对各人而言的，所以，盗伐林木的人也会把偷盗过程视为“劳动”，虽然别人不承认这是劳动。

虽然行为学也有不同的观点流派，但是还没有人声称是“行为决定动机”的。

行为是手段，动机是目的。当然，你也可以坚持说，是手段创造了目的。不过我认为这种坚持没有什么意义。

“劳动”“价值”这些词语，应该涵盖任何时期的人类活动。在古代没有市场的时期，人类主要以采集和狩猎为生，采集和狩猎这种劳动，是位于价值体（果实和猎物）存在之后的行为。

马克思经济学对上述狩猎采集行为的劳动价值论解释是，自然物没有价值。如果是这样，采集和狩猎就成了没有动因的行为，就完全和行为学原理相悖了。

（一）郎咸平：《也谈中国市场的问题在哪里》

郎咸平教授在一博文http://blog.sina.com.cn/s/blog_4120db8b0102dv5b.html?tj=1里指出，信托责任是中国经济缺失的灵魂。介绍了美国政府要藏富于民的立国精神和执政理念以及经济政策核心，盛赞了美国市场公开公正公平和惩治黑幕交易的做法。

通过郎教授在各种场合类似的高调宣扬，我们似乎感觉到，这美国才是一个我们向往已久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度。 

市场上的三公原则，仅仅是求得了一个过程公平，而我们知道，过程公平并不等于结果的公平，而藏富于民、均贫富的思想是追求结果公平的。

过程公平甚至不是结果公平的必要条件。因为公平与否，属于标标准准的价值判断，而对于价值判断历来是因人而异的，人与人对“公平“的理解相差巨大。同时公开市场信息，对于像如郎教授这种水平的两个人来说，算是公平的，但是如果对于一个如郎教授而另一个是半文盲的民来说，半文盲之民未必就会认为这是公平的，他会把能导致和郎教授一样富有的结果的做法看做是公平的。

以“牧民”的观念打一个难听一点儿的比方，如果你家里养了两头猪，一头强健，一头羸弱，你是把它们放在一个圈里饲喂，还是分开饲养？对于强健的那头来说，一起饲养是公平的，它靠体力抢食吃，多劳多得，而对羸弱的那头来说，恐怕这是不公平的。

用我们现在的政治术语来说，“分圈饲养”的办法叫做“政策向弱势群体倾斜”。用教育术语来说，叫做“因材施教”。政策既然是“斜”的，强势群体就可以指其不“平”。 

我们需要一个公平的市场，但公平的市场只能提供过程公平，而不能提供结果公平，通过市场从来都不可能实现均贫富的结果，相反只可能带来贫富两极分化。市场的魅力在于它似乎给予了每个人实现发财梦的机会，但在能力千差万别的市场参与者面前，机会并不公平，结果必然是贫富分化天壤之别。

市场化人士对民众的忽悠，从一开始就是鼓吹发财机会的均等的，用人人有发财机会来诱惑所有的民众入市，但从一开始就讳言结果的必然不平等，最终是让多数人为少数人抬轿。

要想藏富于民，公平的市场并不是一个途径，市场上实现的藏富于民，只是把富藏在了部分有能力、有资源的少数民众手中。这个少数有多么少？“占领华尔街运动”告诉我们，是1%。剩下的那些自称99%的、沐浴着华府藏富于民的政策阳光的人们，并没有像郎教授那样对美国政府赞誉有加。

“藏富于民”和“均贫富”一定要放在一起讲。如果有人坚持将二者分而论之的话，那么我们不必如郎教授这般羡慕美国了，中国这二三十年通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措施不是也将财富都藏在所造就的一批亿万富翁手中了吗？邓公虽然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办法实现了把财富藏于一部分民中，但邓公也非常清楚这只是手段而不是改革的目的，邓公说过，改革的成败标准是“共同富裕”。 

其实，政府真的要想实现藏富于民这种均贫富目标，有一个现成的办法，那就是财政政策中的“转移支付”，转移支付是一步到位地缩小贫富差距的办法。但是，各国政府都对此讳莫如深，甚至把构建和加强这个体系看作是经济发展的拖累。 

不过，虽然不相信美国就是社会主义，但我还是赞成郎教授的“保姆理论”以及当前不宜提“高薪养廉”的说法。中国国有资产的保姆们，缺少的是“德”，即被郎教授称为信托责任的“保姆的职业道德”。但信托责任不是靠呼吁道德就能落实的，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还得靠严刑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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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路径：郎咸平张五常各指东西？

http://wenku.baidu.com/view/f051b3d4b14e852458fb5786.html

价格的概念对于经济学来说是最基本当然也是最重要的概念。但不幸的却是经济学最含糊不清的概念。看过马未都此短短几句话的博文，感到在对“什么是价格”这个问题的理解上，经济学人们还远不如这位收藏家。

第一，马先生一语道破的价格变量的存量特性，“古董价格基本上都是实时的，每一分钟都会不同”，实时，用经济学家爱卖弄的数学语言来讲就是“可表述为时间t的函数”，即P=P(t)，但是，经济学至今没有明确认识到价格是一个存量这一点。如果明白了这一点，由此出发，将会推翻现有微观经济学当中的绝大部分理论。

其次，马先生显然是一个“价值主观论”者，因此，企图通过客观公正的价值评估来预测商品的价格，那属于客观价值论，所以在老马看来“都是瞎掰”。

之三，马先生给出的有趣的价格判定方法，指出了价格和第三方无关的道理。《西方经济学的终结》认为，价格是交换的比例，是由交换双方决定的，由于商品的私有属性，第三方对交易无权干涉，称之为“价格与第三方无关”。马先生“让估价的专家们用他估价的一半买”，就是要说只有交易者自己接受的价格才是真实的价格，不存在第三方认可的价格，价格的决定不需要第三方参与，哪怕他自称或被誉为专家。老马不以“家”自傲，坚持在节目中不谈价格，难能可贵。

不过，诚如马未都所说“总有人乐此不疲”，世界上的确有很多把自己的东西如何让渡由别人做主的事儿，这些人不是迷信专家，就是他真傻。

之四，马先生说“文化比价钱对民族重要得多”，显然，在老马看来价值的尺度不是金钱，具有更宽泛的定义，说明老马理解“利”字的真正含义。看来马先生不像是一个货币拜物教者，而经济学家都是货币拜物教者，只知道用货币的多少来衡量事物的价值，把市场不当地简化为货币与物品的交换。

仅如上几点，感到马未都先生如改行研究经济学说不定会直达这个专业的前沿水平呢。

CR，Credit Rating的缩写。中文意为“信用评级”。

TBTF，too big to fail的缩写。中文意为“大到不能倒”。

日前，似乎从对希腊的评级中得到了什么甜头，各大评级机构开始乐此不疲地针对欧盟区国家进行评级下调，16日，穆迪将比利时主权信用评级由Aa1下调两档至Aa3，同时下调5家匈牙利银行评级；惠誉将法国主权评级前景由稳定下调至负面，并将比利时、西班牙、斯洛文尼亚、意大利、爱尔兰和塞浦路斯6国评级纳入负面观察名单；此外标普宣布，将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评级由AA-降至A+，并警告西班牙评级面临下降风险。各大评级机构频频出笼的信用评级，对那些被盯上的国家的经济可以说是落井下石，尤其是对处于债务危机困扰的欧盟国家，简直就是雪上加霜。

不过这种巨大效应只是出现在评级机构出手的初期。在纷纷出台的信用评级下调报告面前，大家也同时知道了一个应对的说法，就是TBTF：大到不能倒。TBTF让CR开始显得有点如强弩之末，开始苍白无力了。正应了经济学中“边际效用递减”的说法。

最早用到TBTF的是意大利，很多人担心这个债务总量远超希腊的欧盟第三大经济体主权信用下调之后会轰然倒下，直接引爆欧盟解体和消灭欧元。但是，恰恰是因为意大利经济比起希腊来说too big，所以评级下调的效果反而无所谓了，因为意大利不能倒。意大利评级下调的结果不过是让老贝下台，意大利在经济学家总理领导下的债务状况依然没有好转迹象。

意大利大到不能倒，那么比意大利还要大的法国就更不能倒了，因此法国对普尔的“错判”的激烈反应其实就有点不必要了。更进一步，德国、美国就更不用再说了，随便你怎么评级下调，人家反正是大到不能倒，何惧之？就像奥巴马自信而激情的演讲所说的一样，美利坚现在是、将来是，永远都是AAA信用的国家。

债务大到不能倒，用中国的俗话来说就是“虱多不痒，债多不愁”。美国政府屡屡用“关门”要挟国会一而再再而三提高举债上限，最终总能化险为夷得以过关，道理也是一样，因为美国政府的大门大到了不能关的程度，没有人可以承受美国政府关门的后果。

郎咸平教授也坚信美债不可能有什么危机，因为美国金融是世界第一。如果TBTF的理论成立，那么，CR对于那些TBTF的国家来说，岂不有点蚍蜉撼树的味道？

所以，评级机构接下来的表演对于人们来说，已经不会再有开幕时那么让人激动了。小的可以倒的，自然是可以倒，倒就倒吧，大家也无所谓。而大到不能倒的，评级下调对之没有什么实质性作用，无非是告诉大家某个经济体今后一段时间的表现不会怎么样，即“展望为负面”，仅此而已，对擅长炒作的金融机构来说，其中不乏机会，但真正的实体经济来说就那么回事儿。现在的评级，已经很有点像机构发言人的市场观点披露，隐约透出些许炒作的气息了。

想要真正理解世界经济的走向，需要从什么是货币开始。

货币是什么？是债条，是政府开给民众的、可以在居民间转让流通的欠条。经济自从走上货币经济这条道路以后，经济血管里边流淌的都是货币，即债务。所以，货币经济就是债务经济。货币经济的主导者——银行系统，其工作就是放债收债。血管里当然不能缺血，银行关门一天，经济血管就会缺血断流吗，就会像现在各大医院血站严重缺血一样无法运转了。央行就是这套系统的骨髓，即造血组织，造币厂就是造血干细胞。央行一收紧银根，经济体立刻就会表现出“贫血症”。

所以，货币经济体系本身一开始就是“债务依赖症”，债务危机不过是货币经济危机的一个序曲。由于货币是欠条，所以，把流动性用货币量表示的说法，本质就是“流动性=债务”，这种说法更加精准，因为货币量并没有减少，只是没有形成债务而缺乏流动性，流动性短缺就是债务减少了，没有人愿意借贷了。

不过时代不同了。债务危机还不是没有人愿意借钱这么单纯，而是之前的债务的清偿问题。现在的世界，早已不是黄世仁可以逼死杨白劳的年代了，而是杨白劳绑架黄世仁的时代了。为了让杨白劳还清之前的债务，黄世仁只有继续借贷这条路，以免杨白劳一死，之前债务了之。只要杨白劳不明白着说出前帐不还，这种以债养债的游戏就还得玩下去。

而在流动性短缺犹如“贫血症”的另一面，是流动性泛滥，犹如高血压。所以，不要说欧盟需要一个统一的财政部，全球都需要一个统一的财政部，否则就像一个人拥有多套造血机构一样，各国央行纷纷为避免贫血而疯狂造血，就会让世界经济从担忧贫血症而变成高血压。

如何让经济体既不贫血又不血压高？这对央行林立的世界经济来说，是个问题。不过这还只能算是表面的问题，深层次的是：统一的世界央行不是问题，统一在谁的领导之下才是问题。

标题中有没有错别字？没有，就是“例”，不是“立”。

近前，意大利帕多瓦大学物理学家托马索·多里戈在他的博客《量子日记生还者》中声称：“我从两个不同的，可能是独立的消息来源打听到，万亿电子伏特加速器的一次实验发现了希格斯玻色子微弱信号存在的证据。一个消息来源说是观察到了‘三倍标准差效应’；而另一个消息来源没有详细解释，却提及实验得到了一个意外的结果（美国费米实验室万亿电子伏特加速器（Tevatron）或许已经发现了所谓的‘上帝粒子’希格斯玻色子）”。

物理学界对这一消息持谨慎的态度。之所以谨慎，就是声称的观测只是达到了“三倍标准差效应”，而通常认为确定性的程度达到“五倍标准差效应”，即正确的可能性达99.9999%，才足以证明一是个完全合理的新发现。

所谓“三倍标准差效应”是指：从统计学上讲，该实验结果是希格斯玻色子的可能性有99.7%。而“三倍标准差效应”还不能够证明结果的确定性。不过，“三倍标准差效应”仍然意味着可能存在希格斯玻色子的有力证据。

科学就是如此，只要实验缺乏重复性，结果就不会被接受是定论。

经济学家也爱研究规律，很多人一次能够发明很多条“定律”“规律”。不少直接声称自己是做“实证”的，不谈论价值判断的问题。但是，和其它学科的科学家不同的是，经济学家做实证研究，似乎更偏好研究有特例的规律。做经济学统计研究的人有一套独特的数据处理办法，即把那些不符合假定的“规律”的数据剔除出去，作为“特例”另行对待和和给予解释，而留下的数据当然都是支持“规律”成立的。这种路数，法学界叫做“有罪推定”，企业界叫做“可行性分析”，用俗话讲就是“逮点儿”、“打哪儿指哪儿”。

一、需求定律与吉芬商品。

需求定律是说价高量减或价低量增的规律，也就是说东西贵了买得就少了，而东西便宜了买得就会多。

为了支持这一“规律”，经济学教授会把现实当中的很多例子拿来做出说明，例如什么薄利多销了，例如定价偏高导致无人问津门可罗雀了。

但是，十九世纪中，颇有政客职业精神的吉芬爵士抽空到爱尔兰乡下转了一趟，就轻易地发现了一种与经济学家所说的完全相反的现象。当时爱尔兰闹饥荒，食品短缺，作为民众主食的土豆也价格暴涨，本来按照经济学规律，价格上涨时需求量会减少，暴涨则锐减，但吉芬爵士看到的却是，土豆的需求量不但没有下降，反而增加了。由于用经济学原理没法解释，学界称之为“吉芬难题”。类似有这种情况的商品也被称为“吉芬商品”。

尽管和经济学不沾边的吉芬爵士随便乡下一溜达就发现了一个学术难题，就说明本来是常见的，现在更是如此，买涨不买落、越贵越买、追涨杀跌、宁吃仙桃一口不啃烂杏一筐……，但即便如此，经济学界还是嘴硬，甚至还在怀疑一抓大把的“吉芬商品”到底是否真的存在。

市场上，做多和做空都是以“放量”为手段的，交易量小影响不了市场，做不成市。但是，做多的推升了价格，而做空者打压了价格，也就是说，成交量的放大带来的价格走向是双向的，而不是单项的。你看看股市的曲线，每个大的价格变动都和成交量的放大相对应，而价格的这种变动方向却不是一定的，既有为做多放量的的也有为做空放量的。

需求决定价格，这是毫无疑问的。它的解读就是“两个交换者对对方所持物品的需求，最终决定了两人按何种比例交换”，不要把需求决定价格错误地理解为需求量和价格之间具有什么特定关联。

二、边际收益有时可以不等于价格。

微观经济学知道边际收益等于价格，即MR=P，但是这是一个从错误的价格概念（其实是压根儿就没有价格概念，不信你说说你学过的教科书上的价格定义给大家听听）出发推导得出的结果，而不是直接从价格定义的角度得到的。其实在广泛用到高数的阶段，经济学直接可以用边际收益来定义价格。

由于对P的定义错误，所以，微观经济学在误打误撞得出MR=P这个正确的结论之后，竟然又发现这个结论还有特例，即有时候边际收益不等于价格。

经济学家什么时候会出现这种特例？

教科书是这样说的。

（翻教科书去吧）

在科学上特例的出现是质疑原有理论的有力证据，甚至会导致原有理论的彻底瓦解，但经济学例外，特例也就仅仅是特例，不会有人怀疑被定论的理论有什么问题，没有人会去想为何会有这个特例，相反的，会千方百计为特例找一个特别的理由，做另案处理。

三、价格围绕价值波动

你是否经常听到市场分析人士说“价格已经严重背离价值”、“价格正向价值回归”等等？其实这些说法都源于经济学的“价值是价格的中心”、“价格围绕价值波动”这一套“价值中心论”。

我是无法接受物理学家给出这样的描述：“尺寸可以背离长度”、“体积围绕大小波动”、“速度可以不是快慢程度的表示”……，既然是用来表示某种量的，它就是这个量的表示。但是经济学界对这种表述方式表现出超强的接受能力，他们一方面说“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示”，一方面说价格可以背离价值并围绕价值波动。

当永远找不到中心的时候，他们会说他们正像巴菲特一样，正在发掘价值呢。

四、有限理性论。

理性人的概念本来对经济学可以说是一个指路明灯，但由于经济学不习惯从基本概念的定义开始研究，所以这个理性人概念也是从一开始就众说纷纭不清不楚。

到了后来，在考察微观行为的过程中，很多结论都无法自圆其说了，经济学才又想起了“理性人”这个概念，难得的是，这次不是坚持原理不动摇了，而是从基本假定开始，一反常态地提出了一个“有限理性”的概念，说市场中人的行为之所以会没有理论上分析的如此如此，是因为理论有局限性，即理性人的假定太理想化了，而现实中人都只是具有“有限理性”，因为有限理性，所以行为就不符合“规律”了，也自然观测不到按照“规律”应有的结果了。

“有限理性”的概念被经济学界广泛认可，再次说明经济学人的霸气习气和裁判癖好，这等于说经济学家才是完全理性的，他可以用这种完全的理性去判断出被观测者是否“理性人”。

解决这个问题的正确方向，是完善充实“理性人”概念，而不是推倒这个合理性显而易见的研究前提。理性人就是正常人，就是普通人，就是行为与动机具有逻辑一致的人，用行为心理学对正常人研究得到的结论，毫无例外地可以解释经济人的一切行为。

五、货币与财政政策。

在宏观经济学方面，经济学通过错误的供求关系原理对货币市场进行了研究，最终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即各种经济政策，包括货币和财政政策，最终的结果都是两个字——无效——LM曲线上要么是水平的凯恩斯陷阱段，要么是货币投机需求对利率毫无敏感性的垂直段，中间段非常短。这就是那个著名的IL-SM模型。

但是，这个模型及其“政策无效”的结论，似乎被经济学人向政治家们保密而隐藏起来了。在IL-SM模型出台前后，能被政府请为座上宾做个国师那都是经济学人求之不得的荣耀。经济学家都一直在积极地帮助政治家们制定这样那样、忽松忽紧的所谓政策，尽管他们心知肚明这些都是在忽悠大众，是徒劳。

IL-SM模型的基础是错误的，结论自然也不可靠。关于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无效在上世纪60、70年代学界争论得热火朝天，最终不了了之。不过IL-SM模型至今仍是高校经济学教科书当中的必讲章节，没有人认识到它的错误的根源在哪里。但是，任何一门学术，总得首先保持自身内部逻辑一致吧？总得先自圆其说吧？经济学家究竟是怎么想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一边忙乎着帮政府制定政策，一边私下嘟哝着这些其实都是无效的。

经济学家和政治家，究竟谁糊涂？还是谁在装糊涂？抑或都在装糊涂？

（本段阅读链接http://www.onjobedu.com/article/rdjr/2345_2.html）

当“例外”已经常态化的时候，经济学家依然坚称属于“特例”，这种特“例”独行的学术风格实在是令人瞠目。不过经济学家对于这种瞠目也有自己的一套解释，那就是“统计规律”，即经济学规律都是统计学意义上的，也就是俗话所说的“大致如此”，而不是严格的理论规律。不过经济学的“大致如此”往往是“大致不如此”。

科学的精神就是坚信只有解释不了的，而没有例外的；只有错误的理论，而没有错误的事实。因此，经济学的这种“特例独行”也从另一个方面告诉人们，它还远不是一门科学，尽管它目前披了很多层科学的外衣。

如果见到“例外”就把它当做“例外”，这种研究路数是不是非常轻松？当然了，连会说供给和需求的鹦鹉都是经济学家呢！由于如此，世界各大学各种专业当中，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成材率最高，经济学家也比其他学科的科学家多得多，世界第一。

（一）微观篇

副题：你知道价格递减规律吗？

通缩，作为和以涨价为特征的通胀相对应的词语，意味着价格的下降。通缩会由下面几种情况造成，一是基础生产资料的价格的明显走低，二是大宗商品价格的走低带动，三是大面积普通商品的价格走低，当然不用说，如果每一种商品的价格都走低，自然就是毫无疑问的通缩了。相反的通胀大体也是如上三种情况所致，不再重复了。

在微观领域尤其是短期之内，价格运动的常态是波动，“缩”或者“胀”并不是一个固定的趋势。价格曲线（P-t）是“走”出来的，不是遵循某种规律“被走”出来的。所以，你能看到的轨迹都是事后的，事前是无法预知的。价格是交换的比例，成交了才有价格，不成交无所谓价格，所以它一定是事后的。

价格无规律波动的原因在于，曲线上的点的数据不是你自己决定的，而是由他人决定的，当然，你自己也可以算是交易者之一，但你充其量可以坚持自己在交易中的原则，坚持你的底线不动摇，但是你无法左右他人和他人间的交易，因为他人是自由的理性人，有他自己的价值判断，而且这种判断是主观的，会随时而变。众多的他人的因人而异、随时而异的价值判断决定了价格的无规律波动。说得具体一点，股市上某只股票的P-T曲线，不是由某一个固定的交易对家产生的数据，而是由众多的、不同的交易对家交易产生的。

大家听说过“价格递减规律”吗？没有。但是有微观经济学常识的人一定知道“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这两个有关系吗？对的，“价格”和“边际收益”其实是一个概念。

其实，边际收益MR可以作为价格P的直接定义，即P≡MR≡dM/dQ。请注意式子当中用的是“≡”而不是“=”，是定义性的，而不是由定义推导出的结论。

如果对此有不明白的，可以参阅《交易的数学描述》一帖，此文就不再赘述了。那么“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当然也就是“价格递减规律”了。

再提醒大家一点，价格是交换比，作为比值，分子分母颠倒表述也无所谓，即上面这个坐标系颠倒纵横坐标都可以。你爱说“每斤多少钱”也行，爱说“一块钱几斤”也好，都无所谓，习惯而已。但是边际收益的概念不能颠倒，即它的全称是“边际上单位商品的货币收益”。也就是说，现实当中我们考察价格运动的习惯是默认Q做分母的，我们的作图习惯是默认Q做横坐标的。不要因此把自己搞懵了。

可是你见过或者相信价格在做规律性递减吗？或者说，以相互交换的两种商品的量为纵横坐标做出的这条曲线斜率会越来越小即只会越来越平坦吗？你买的东西总是越来越便宜了吗？

我真不知道西方经济学会得出个和现实不符合的、如此荒谬绝顶结论，为何竟然就相信这是规律了！

价格就是交换比，交换双方互为买方和卖方，即分子分母是人为指定的，所以价格无所谓高低之分，单从这一点看，一方的边际收益一定等于对方的边际收益的倒数，如果对一方来说边际收益递减，则对另一方来说就是边际收益递增，怎么可能有绝对的递增或递减的规律存在？

因此，我从来不相信诸如股评之类的对短期价格做出的预测和分析，那都是毫无道理却貌似有理的忽悠。价格运动的走势无非是涨、平、落三种，在不需要对上市公司的财务资料做任何分析的前提下，随便你怎么说，懵对的概率至少是三分之一。

（二）宏观篇

副题：通胀还是通缩？

我们以上所说的是微观层面的。在宏观层面的情况如何？有规律吗？是的。

五年前我曾经写过一个名字叫《后货币时代，炫耀通缩的时代》的帖子，文中指出：“炫耀通缩，实际上就是炫耀生命价值的提升”。那也就是一个“后货币时代”，因为拜物教之下，是物重而人轻，当到了炫耀生命价值的时候，就是人重物轻了。

所以，这个趋势和状态的出现，意味着这个货币经济时代“货币拜物教”的垮台。而我们现在还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都在比谁的人口红利更大更持久。货币拜物教对人类的精神统治的稳定性在短期内还看不到有什么动摇，更何况政治家对之的利用还不断地强化着它的地位。所以，“炫耀通缩时代”也只是一种“意淫”而已，市场机制下不会出现这种时代，权且按下不表。

那么，在宏观层面的另一方面，即通胀。这种大趋势倒确实是可以预期的。

经济学家一直在研究“经济增长”，增长，就是膨胀，就是通胀。

较早的货币量理论研究已经知道，宏观的价格水平取决于经济体当中货币存量和商品存量的比值（这实际上已经认识到了价格的本意，即币量和物量的交换比），这个比值越大即价格越高，反之价格越低。可惜的是经济学没有汲取这个精华观点，直到今天连什么是价格都懵懵懂懂。

正如大家都看到的，商品存量和货币存量都在增加，但是商品存量的增加远远比不上货币量的增加，这一方面是因为商品中很大一部分是消费品（不论是耐用消费品还是不耐用的、当代流行的“快餐”式消费品），永久性的商品的增加有限。而对应的，货币量的增长是一个单调递增的状态，它只有增加没有减少。所谓的以贷款的方式投放货币，只不过是一个掩人耳目的骗局游戏，因为经济体自身没有法律上许可的造币功能，随便你定多低的利率，经济体也无法偿还出一分利息来，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央行，都是只造币而不回收货币的。为了能够形成一个有借有还的局面，央行会造更多的货币“借”给经济体，好让经济体有能力偿还之前的本息。货币和商品的生产都在增长，但货币不会被消耗，存量越来越多，而商品具有消耗性，这就造成了币多而物少的总体形势，即通胀。只要货币经济的这个机制不改变，通胀就不可避免。

认识到这一点但却难以避免，因为大家是货币拜物教者。货币拜物教当然追求的是货币的增殖。而不可消耗的增殖就意味着存量的持续增加。相反的另一方面，认识到辛辛苦苦敛聚起来的货币在不断贬值，应对的办法就是要敛聚更多的货币，过去赚1万元买一间房，现在就要赚50万、100万才能应对货币对于房屋的贬值。而货币当局为了满足人们这种几乎是无止境的货币需求，也只有让辖下的造币厂更多地加班加点了，或者再建造几个造币厂。

这个路子就是饮鸩止渴，是正反馈机制——货币越多越不值钱，越不值钱需要的就更多。各国政府也都清楚这一点，也只有寄希望于“温和的通胀”了，不过在金融全球化的时代，通胀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和传染性，并不是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的。在印钞方面，哪一个央行会甘居人后？美联储QE1后QE2，QE3也呼之欲出，中国人民银行独树一帜地“从紧”弄得制造业叫苦不迭。而作为商品生产者的厂商，又有哪一家愿意看到市场通缩呢？

正反馈机制的结局就是系统崩溃。当货币贬值或通胀到了恶性阶段，就需要货币当局按下RESET键了，当然这是非常痛苦的事情，这种局面就像庙里的僧人突然告诉信众，大家拜的这座神越来越不灵了，过几天准备重塑一座。

你在相信之前所拜之神越来越不灵之后，是继续参拜，还是等到和之前一模一样的泥胎塑好之后会再去膜拜？

经济要想发展，势必要找到发展的突破口，找到发展的方向和热点。用大家常听到的词讲，就是经济的“增长点”。国家如此，地方也是如此。

“增长点”一定是“暴利点”，否则不会带动经济整体的发展。暴利的表现就是价格暴涨，从而带动相关产业价格上涨，最后导致通胀局面。所以，经济发展的速度和通货膨胀的速度是息息相关的，是双胞胎。大发展意味着大通胀，温和发展意味着温和的通胀，通缩则意味着发展停滞和倒退。经济繁荣地区的物价要比经济萧条地区的高，这一点大家都知道。所以，发展意味着通胀，要有心理准备。

当突破口或热点找到之后，由于其暴利特征，嗜利的资本就会蜂拥而至。而资本对热点的追逐，就意味着对热点之外的其它领域的资本的抽吸，也就是说，一个热点产生了，就会有许多热点之外的点构成的面变成为资本所不屑一顾的“冷区”。用一位经济学家的话讲就是，一个资本家站起来，千万个资本家倒下去。

所以，总体上看来，发展，尤其是大发展，往往是局部的、点状的，而整体上，由于更多的面上因资本的抽逃而造成大面积的倒退，即经济趋冷。点的高度的崛起和周边大面积的高度的沉降，两者对比起来的总体结果如何，不是与点的高度成比例的。

所以，对那些一心想要发展地方经济的政治家来说，找到本地区的发展生长点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要确保这个热点不会造成本地区原有的经济基础和产业的迅速萎缩，不会造成“点热面冷”的势态。地方政府强行令本地发展某种产业导致地方其它产业萎缩甚至是人为打压其它产业的例子屡见不鲜。

货币资本本身的流动性从来都是足够大的，“流动性短缺”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伪问题，因为总体上流动性只会转移而不会短缺。对应的是，资本品的流动性却远不如货币资本充足，因此，资本的趋利流动往往以资本品的贬值或闲置为对等。

当然，以上分析所包含的默认前提大家已经看到，即货币量守恒，或说是流动性守恒。如果货币当局在热点发展的时候，同时为因资本趋利抽逃造成资本短缺的冷面上补充流动性，则有可能营造出整体的“发展”势态。

对具体某个地域来说，避免点热而面冷的方法就是不以本地区原有的资本来发展热点，也就是说，要利用外部资金来促成热点增长，这就是地方政府常用的两招：“招商引资”和“跑部钱进”——花外面的钱，让本地的经济发展吧。

但是，资本的天性是逐利。就一个国家来说，要想用注入新的流动性来对抗点热面冷的情况，货币当局如果不对注入的新的流动性加以流动限制，只允许它在已有的冷域当中流动，则再多的注入也无济于事，只能推助热点的热度更高、冷点更冷。就像过去十来年的房地产领域一样，银行再多的贷款，都会被用于发展房地产，其它领域一直是资金借贷无门。据称鄂尔多斯几乎每一家企业都涉足房地产，当房地产热的时候，企业无法阻挡诱惑地把紧张的资金都投入到房地产上。

金融危机的时候，尽管QE不断，但是增加的流动性都被用于资本衍生品炒作，华尔街赚到了更多的钱，而不能带来暴利的传统实体经济行业依然萎靡不振。宽松的货币政策对于经济的复苏和发展是必须的，但是增量的流动性必须有严格的监管确保其用于需要复苏的领域里。这一点只有央行才能做到，而作为企业的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是指靠不住的。西方大叫流动性紧缺，但是最近一轮做空人民币，据说对冲基金赚了超过50%。

在生产领域和消费领域。消费者的需求和偏好的变化几乎是无阻力的，热点转移非常迅速，就像大家看到的，各种工业产品尤其是IT产品，淘汰的速度令人咋舌。但是为满足消费者需求而形成的生产能力，却有着与其名称非常相符的特征，即“固定资产”。当某种消费需求突然转向的时候，当初投资于这个领域把资金变成资产的人就很拥有可能因此而亏得一塌糊涂。在珠三角地区，旧设备和库存产品的处理形成一个行业，支撑这个行业的基础就是那些被迅速淘汰的产能。

所以，投资其实就是冒险，带有很强的赌博性质。你能否投资发财，全看你有没有这个胆量和财运如何了。对有胆量的人，学界有个专用术语，即“风险爱好者”。资本家就是探险家、冒险家。

“风险爱好”，这个术语包含着一种人生态度，这就是追逐“自由”。所以，官方推动的经济发展和热点产生，和“自由”一词还有不协调之处。当投资人真的遇到风险的时候，他不是秉持赌徒“愿赌服输”的职业精神，而是会将怨气撒在鼓动他投资的政府身上，政府当然此时也难辞其咎。某某地方强行或号召农民种植某某作为造成亏损引起农民集体的事件也屡有发生。

不过热衷于人为培育本地热点的官员本身，也是在以冒政策干预之责和政策失误之险的方式，博取自己的政治前途之利。

故而，地方政府必须认识到，逐利的冲动时刻都流淌在资本的血管当中，并不需要外力推动。在嗜利本能和逐利技巧方面，政府千万不要认为自己比资本更聪明。发展经济，其实并非政府的责任和职能。地方经济能否发展，只要地方政府对市场当中的障碍积极清除，给出足够自由的投资空间（这正是资本想要的）就行了，同时相反的，不要以不干涉市场自由为借口而不作为，还要时刻监控资本防止它本能地向民生领域侵蚀——保护民生，这才是政府的份内之事。

剩下的冒险事情，就让资本自己去干吧。

以交换为内容的经济，首先是人类的行为，所以，研究经济问题和经济学必须从行为学的角度开始，即把经济当做一种人类行为来研究。《西方经济学的终结》（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认为，经济学可以作为行为心理学的一个分支来看待。

研究行为，就不可避免地要探讨行为存在的根源，即“动机”。也就人类交易行为的经济学也是如此，必须要设定一个人类从事这种行为的动机，这个动机就是“逐利”。把逐利当做经济行为的动机的分析的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是毋庸置疑的。

“动机”是依靠“行为”实现的，行为是动机的外在表现和实现手段。“行为—动机”具有逻辑一致性的人就是“正常人”。这种分析方法就是“理性人”概念诞生的原因。理性人就是保持“动机——行为”逻辑一致的人。理性人行为的动机特征就是“趋利避害”。因此可以说，理性人概念是将“经济”当做一种行为来分析的必然要求。

行为是手段，手段是多变的，但动机始终不变，是为“唯利是图不择手段”。什么时候对私有制下的人行为感到困惑了，想一想它背后的动机，也就一切了然了。个人如此，作为逐利机器的企业组织更是如此，只要它生存在市场机制之下。

在对资本主义前景的分析当中，有一种资本主义必败的分析结论的依据是“平均利润率下降”。这个分析犹如物理学当中的热寂论一样，算得上是经济学当中的热寂论了。

不过，今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似乎又让热寂论有起死回生的意味，美国天体物理学家萨尔·波尔马特、美国/澳大利亚物理学家布莱恩·施密特以及美国科学家亚当·里斯获得201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三位科学家通过对超新星的观测发现宇宙膨胀不断加速，而且逐渐变冷。

与之巧合的是蔓延在全球的以债务危机为特征的新一轮金融危机，也被一些人解读为经济学热寂论的复苏，他们把欧美经济的困境解释为平均利润率下降的结果。

但这都是误读。不仅仅事实证明是错误的，而且平均利润率下降的结论也不符合其自身对资本主义行为动机的分析前提，即资本具有嗜利和逐利的本性。

当一种产品、一个项目、一个领域不能带来高额和适度利润的时候，资本一定毫不留情地弃之而去。资本永远都在追逐高额利润，资本的这种本能的逐利运动的结果就是，利润率不会趋于平均化，更不会趋于下降。现实中的利润波动是正常现象，不能以某时的低谷来作为长期趋势进行分析，也不能把某部门某行业的状态当做总体状态，因为经济行为终归是人的操作性行为，而利润率趋于下降不符合资本运动的动机。

时下美国的经济确实表现不佳，但是资本密集的华尔街依然赢利丰厚；美国的失业率是居高不下，但是金融领域的高管们依然腰包鼓鼓。

在对资本行为的分析当中，马克思可以说是对逐利动机紧紧把握的一个研究者。马克思时代虽然经济学尚无“理性人”概念出笼，但是马克思在不知不觉中把资本家的行为放在了理性人的框架之内。同时代的其它学者也不同程度上不自觉地采用了这个原理，如在研究中对“利润最大化”原则的运用。

如果对理性人的嗜利动机有所含糊，必然在分析资本行为时不着门路。例如，把以分割瓜分为目的贷款幼稚地看作是银行对企业的帮助；例如，把企业以逐利为目的的生产天真地视为对消费者的一种恩赐和为了解决民众就业；例如把为换取收入的就业看作是爱国、把努力工作的人评为劳模给予奖励……

阅读链接：

1、  私有制下没有劳模，只有富豪榜

http://www.chinavalue.net/Management/Article/2008-6-13/120007.html

2、  十九种廉价特效药消失，企业换新药替代以提升价格

http://finance.sina.com.cn/g/20111014/225510626137.shtml

德班气候大会刚一开始，就有一种说法开始在会里会外全球媒体间散布，即这是人类拯救自己命运的最后一次机会。从现在的情况看，那些似乎应该、自己也如此表白最重视地球气候变化的国家，已经纷纷亮出了决意放弃这最后一次拯救人类的机会的姿态。

大气环境恶化是人类的灾难，但是这个灾难的形成有很重要的人类自身的原因。

环境恶化，可以看作是环境学上广义“垃圾”的一种。我们只要看看人类在对付具体的生活垃圾方面的历史就可以清楚一些道理了。

最初是清运出去，出房屋，出庭院，出村镇，出城市，出国境。私有领域有多大，垃圾就能运多远。垃圾围城不是有了城市才有，你现在到郊区和农村看一看，很多都已经是“垃圾围城”之势。不过围城太难看了，为了眼不见心不烦，人们开始垃圾填埋，但是很快山沟洼地已经不足为用了，于是发明了消灭垃圾的又一种办法，即“垃圾焚烧”。在初期，垃圾焚烧被看做是找到了突破垃圾围城和垃圾填埋的绝好方法，但是，人们又很快发现，这只不过是换了一种找死的方法，是一种“垂死的技术”，因此，最终还是找到了“垃圾减量”这条道上。垃圾减量是“减排”在固体废物处理方面的一个说法。

但是，污染是发展不可避免的副产物，这是由“价值中性论”原理所决定的。减排的另一种表述方式就是“发展减速”。而发展停滞已经被看做“等死”了，自然不会成为备选之路。大家都说垃圾减量，说是而已，气候大会上的推诿扯皮就是证明。

而且，何况，人类经济的形态当中本来就已经包含了庞大的一类，即“灾害经济”。气候大会上提出的推进“垃圾减量”动议就遭到了印度庞大的拾荒产业者的反对和担忧。

最后又回老路，就是找死——继续发展。

现在，人类正在享受着同类竞争的结果。“竞争”一直被经济学界认为是具有提高效率和促进发展的作用，但正是这种发展的竞争，导致了人类走向了不归之路。

当然，竞争之前还可以加个“被”字。如果没有发展起来和自己争夺资源的同类，自己当然可以在闲适安逸的环境下悠闲地慢慢发展，让副产品的产生速度处于自然界可以消耗的范围之内，就像自然界的生物进化一样。但是，不幸（？）的是，发展的结果是造就了众多的同类，同类的竞争与进一步的“发展”形成了正反馈机制，正反馈机制的结果就是走到自己的反面。

表示出宁可放弃这最后救命稻草的权利的国家未必不知道这种放弃的后果。现在的情况不是在博取人类的最后命运，而是在博取民族和国家的命运。发展是找死，不发展是等死，既然总归都是死，考虑后事就没有意义了，剩下的就只有比比看谁能死在最后吧。

发展中国家不愿放弃生存的权利，因此需要发展经济，落后就要被淘汰被奴役。发达国家不愿意被发展中国家追赶上从而丧失胜出的机会。气候大会上的种种政治表演都显示出，从上一次、前一次，从一开始，气候问题早就不是一个气象学的科学问题，也不是解决问题。但是，人类早就被货币拜物教牢牢控制，认定了离开钱是万万不能的，因此，还是固执地把气候问题和金钱的问题挂起钩来。现在，人类已经普遍变成了货币拜物教者，货币之神早就取代了自然之神。

世界各国都有自己所反对的“邪教”，但是，没有一个国家把“货币拜物教”列入邪教的。但正是这个没有神父和教主的教派（没有吗？），让人类走上了找死的道路。

既然灭亡的命运不可改变，那么为了能死在最后，就要力争将已经的竞争对手和潜在的竞争对手打压下去。在这种思维之下，就更不可能去帮助对手发展了。政治家们对发展和污染的这种关系非常清楚，而且都在将之作为一个竞争的工具在使用，互相要求对方承担更多的减排责任，话中之话就是要求对方放弃更多的发展权利，理所当然也就被对方加以拒绝。会议刚刚开始，各国都已经旗帜鲜明地表示不会承担强制减排的责任。

因此，在看得到的未来里，人类必将还是叩拜在货币之神的面前。冷淡自然之神而追捧货币之神的态度取舍就决定了德班大会的结局——同上次哥本哈根大会一样，无果而终，明天在《框架协议》上草草签字后收场。

这次气候大会开的也太不是时候了。当前，欧美这些发达国家正处在金融危机的水深火热之中，没有心情也缺乏资金来实现自己之前在气候方面曾经的承诺。而发展中国家也以穷卖穷地自然不会去承担这些和自己的经济能力不相匹配的责任。总而言之，国家无论穷富现在对拯救地球都是“力不从心”了。

现在各国面临的不是要不要去拯救地球和人类的问题，而是要不要停止发展经济停止糟蹋地球的问题了，是拯救经济还是拯救气候的选择问题。要么继续发展经济，任其产生导致气候恶化这个副产品，让全人类灭亡于自己的发展当中。要么停止至少是抑制经济发展，让人类灭亡的速度降下来，在灭亡之前尽可能多的繁衍几代。

认识到最终的结果，会不会导致人类颓废？不用担心，拜物教的魔咒会一直起作用的。人们还会积极地发展自己，路径就是把发展的副产物排到自己的私有领地之外。只不过地球上的“外”已经越来越少，郊区的荒山沟随着城市的逼近正急剧升值，连无人的小岛也在被私有化。我原本想呼吁各国政要停止发展外太空技术，把资金用于减排，但现在想法有点改变了——或许，外太空可以作为一个长久使用的无限大的垃圾场呢。届时法国可以直接把核废料罐射到深太空去，也就不会有德国民众卧轨抗议核废料过境这种事了。从世界各国的态度来看，外太空的“外”部性尚未被人类贪婪的私有化欲望所盯上，产权明晰的理论还没有用在这里，有望作为人类的永久垃圾场，直到人类灭亡为止。

看了以上帖子，千万不要把“反人类”的砖头砸过来。关于人类未来的这些观点都源于科学界和思想界。如果你读帖感到不安，我愿用一位天文物理学家的话来安慰你以作补偿。这位科学家在《THE BIG BANG》中说得非常淡然：那是不可预测且毫无感觉的一瞬间的事情（注：指超新星爆发），担忧毫无意义。

有意义也罢无意义也罢，总归还是在担忧。佛说魔从心生，中国古人最懂这个道理，“忧”“虑”二字皆从心，产生于自己的心中，而非在外。因此真正想做到无忧无虑，怕是要先转变一下对待灭亡的“生命观”。http://bbs.tiexue.net/post2_3129604_1.html

阅读链接：

1、靠捡垃圾为生的印尼人 http://biz.cn.yahoo.com/newspic/biz/5444/10/

2、印度的垃圾经济http://www.tianjinwe.com/rollnews/gj/201101/t20110121_3234818.html

3、灾害经济漫谈http://blog.sina.com.cn/s/blog_5562bb43010006dm.html

4、千人卧轨http://www.chinanews.com/gj/2011/11-29/3495592.shtml

周六。从早上7点到深夜25点多，除了吃饭花去一个多小时之外，目光没有离开电脑屏幕，直看得两眼模糊，图面上的线条都变成了双线，才把一个平面布局方案基本弄妥。倒下一觉睡到天光大亮，周日早晨的室外格外安宁，不想再继续狂击鼠标了，便即兴跑到路边，准备坐车到外边放松一下疲劳不堪的眼睛。

下了城际，正好一辆途径东湖公园的公交开过来了，便跳上去。

东湖景区不大，据说是清末书法家陶渊明第四十五代孙陶浚宣筹资八千大洋建造的。人造堤坝就顺筑在大运河的河道中间，形成了“堤外是河，堤内是湖”的局面。从堤上围墙的砖雕镂空中可以看到，堤外运河里还不时有装载着沙石的机船通行，机船上船老大叼着烟卷立在舵前，掌控着这赚钱的机器，船尾甲板一角上女人忙着把炒好的菜从锅中装盘，伺候这前边赚钱的男人。而堤内湖中乌篷船载着游客穿梭于石桥崖洞之间，幽静与繁杂隔于一堤一墙之间，湖光山色间彰显着陶氏后人的建筑审美情趣之高雅。

http://dp.pconline.com.cn/dphoto/2193230_8.html

也不知当年陶浚宣筑堤造湖的时候，当时的土地政策如何，筹集这八千大洋有没有向地方政府交纳土地出让金之类费用。何况是在大运河航道中间造堤，这于今可能是严重的违法建筑了。当年陶氏力挺秋瑾革命，闹得地方官员身败名裂，而地方巡抚知府竟没有想到拿这违章建筑问罪于陶，实属陶氏一幸。否则怕是这东湖景区会随革秋瑾一同被“正法”了。

一个多小时闲逛之后来到园区出口。建在出口处的大酒店正在推销他们的菜肴，门联上写着“宁食野生二两，不吃养殖一斤”，看阵势像是主打河鲜野味的。就是这幅商业对联，让暂时放下主业和忘却副业，刚刚浸入湖光山色之中的我不由自主地又琢磨起了经济学的一些话题。

酒店的这幅对联不是什么独创，它地饭肆常见。类似的说法大家也不陌生，如“宁吃飞禽一两，不吃走兽一斤”，如“宁吃仙桃一口，不啃烂杏一筐”（有的地方说法更夸张，称“不吃毛李子八斗”，八斗就是八筐了呀），如“宁喝开胃粥，不吃皱眉饭”等等。

年轻人从宁吃泡面不下厨房的单身走进婚姻围城，变成为一家人之计而围着锅台转之后都有这样的经历和感触，即当你变成家庭“煮妇”或“煮夫”的时候，会时常为吃什么而犯愁，抱怨“没什么吃的”。这是一种生活的“矫情”，手里拿着钞票，商家摆卖着大堆的食品，竟然会说“没什么吃的”。

“没什么吃的”的本来含义是“不知道吃什么好”或者“没有什么新的食材或菜式了”。这通常是在做“吃什么好”这样的“选择题”时的矫情。有选择权的人可以说都是“富人”，如果是穷人就不会这样抱怨，因为穷人没什么选择的余地，“饥不择食”，什么都可以吃。穷人只会抱怨吃不起，不会抱怨没什么吃的。

穷富是和收入有关的，而收入的高低并不是绝对的数量的多寡，而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众多的普通人对“价格”一词的含义并不知晓，也懒得去“认真”琢磨，但对经济学人来说不去认真深入地琢磨就太不应该了。价格，是两种商品交换的比值。“收入”的高低是劳资交换的比例，是一份劳可以换取多少酬，最终表现在购买力上，即一份劳动可以换回多少消费品。这个和工资的绝对值是否上涨没有关系，只要收入的购买力下降了，就是通常所说的物价增加了、收入减少了。

作为消费者，我们贫富有别，消费资本（收入）或多或少，我们可以据此选择不同的消费品来满足我们的需要，但是我们无论贫富却有着相同的另一种消费资本，那就是生命的时间，比尔盖茨的一生和美国农夫的一生长短差不多。消费是一个过程，无论怎样都要占用时间。人分身乏术，一心不能二用，这就决定了“选择就是放弃”，因为“选择”就是要决定把有限的时间分配给什么消费项目，或说决定不把你的有效时间分配给什么项目。被选中的项目会占用你的时间，是你不得不放弃那些被放弃的。

我们这里所说的“选择”，是市场上的选择，即“交换”，影响我们做出交换选择的另一项依据是我们的“收入”。当我们的收入发生变化的时候，无论是如何变化，意味着我们的需求选择会有所变化，也就是在“选择”和“放弃”之间会有所变化。被选中的，消费量表现为增加，被放弃的，则表现为消费减少。由于时间的有限性与守恒性决定了商品世界的“泛替代性”，这种增加和减少是同时发生的，也就是说，和收入变化对应的消费量的变化是不确定的，或者说是无关的。

《西方经济学的终结》所谓的“需求量有限论”，大体就是这个意思，一方面说的是一个确定的需求量是形成消费行为的动机的必要条件之一，另一方面是指消费者的时间资源的有限性和恒定性。

因为我认定微观经济学的供求定律是谬论，并由此推定建立在此上的微观经济学“终结”，引起了很多人不满，总有人底气十足地反问道：难道东西便宜了人们不是多买些吗？我的回答是，不排除有这种人，但正常的消费行为是当物价便宜的时候，人们会把节省下来的钱安排其它更多的用途。

你再回头看看上面提到的。“养殖”一斤，比“野生”的二两多吧？但野生的显然比养殖的要贵得多，有人会解读为“所以贵的消费量就下降了嘛”，而没有看到，情况是原来吃养殖的一斤，现在不吃了，原来吃不起野生的，现在吃二两了，是有钱人对相对便宜的“养殖”需求量下降、对相对昂贵的“野生”需求量增加了。

同样，飞禽一两比走兽一斤少吧？选择一两飞禽是因为它比走兽一斤便宜吗？有钱了，对水果的消费量从“烂杏一筐（毛李子八斗）”变成了“仙桃一口”，你说对水果的消费量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

价格高低是相对的，在穷人看来，什么都贵，在有钱人看来，什么都不算贵。但是穷人对看起来贵的东西的消费并不比富人少，穷人狼吞虎咽吃两大碗，有钱人细嚼慢咽吃一小碟，并不是很多人的错觉——贵（贱）的东西消费量就会减少（增加）。当烂杏因为收入的增加而变得更加便宜的时候，人们不是多吃一筐。

有人把我的这种解释用基于错误的供求定律的弹性理论加以反驳，有的人会拿出“吉芬商品”的概念来应对。但是，你看我说的这些情况属于日常生活中的特例吗？

游东湖是要买门票的，40元一人次，对于收入微薄的人来说这可不算便宜了，因此，游园者应该说是“有钱有闲”一族了。如果人们都有钱有闲了，他们原来常去的那些老地方的管理者一定会得出这种结论——前来游玩的人减少了。

同样的情况到处都是，例如饭店在人们拿到年终奖的时候甚至是每个月的发薪日之后生意比平时更火爆，而且高档菜比低档菜卖得更多；“开封菜”在节日里会有更多的小朋友光顾，因为他们拿到了压岁钱和礼钱，相反是低端市场经营者会发现消费者被高端市场“抢”走了。菜市场的菜贩子都知道，当人们口袋里的钱多起来的时候，要减少甚至撤掉摊位上的低档菜品，取而代之的是高档菜品。……

那种固执地将收入（价格）的变化和需求量定向挂钩的人，通常是受到错误的微观经济学思维模式影响的人，他们错误地把人们对某一种商品的消费多寡简单地等同于“需求量”。

某经济学大家在其经济学教科书中解释需求定律的时候就写道：当今夏你的收入增加的时候，你就会多吃几个冰激凌。收入增多的涵义就是相对你来说冰激凌便宜了，换句话说，也就是价格低了你的需求量就增加了。如此循循善诱的教导让很多读者不由自主地感叹，原来真理如此浅显易懂！

但这对我不行。我会这么想：往年夏天你收入微薄的时候靠什么解暑？自来水？白开水？还是茶水？当你今夏收入增加开始吃冰激凌解暑的时候，你还喝自来水白开水或茶水吗？还喝那么多吗？如果你能从冰激凌消费量和收入的关系总结出什么规律的话，是否也应该从喝白开水的多少和收入的关系方面总结一下呢？

有一个问题我在多个论坛上提到多次却一直没有人回答。供求曲线竟然不可以用来解释“供求关系决定价格”这个道理——你把需求方程中的变量移项（或者把需求曲线变个方向），它就变成了“需求量增加价格下降”或者“需求量减少价格增加”了，你看到的现实是这样子吗？有人回答吗？

唉！没想到商家的一声随意吆喝让原本想让脑子休闲一下的行为结果变成了想得更多。

真烦啊！不写了。

何时能改掉这种事事较真儿的恶习？改信神好吗？

十一月份的IPO过堂率从八成骤减为五成，很多人将之与证监会新任主席的到职联系起来，并对IPO大跃进的终止充满了期待。

与中国股市IPO大跃进形成对照的是，大洋对岸的美国，IPO几乎陷于停滞，过堂率极低，被挡在IPO大门之外的公司数目创十年来之最http://tech.qq.com/a/20111025/000286.htm。不过，这种比较经济学手法得出的结论的意义也不大。偌大一个中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处在经济发展的高速阶段，比之经济已经高度发达的美国来说，公司IPO多也是说得过去的。有关资料显示，截止去年，美国上市公司多达5.4万家，平均每5千多人拥有一家上市公司。而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不足2000家，人均就不用去计算了——中国的成就就怕被“人均”。

中国经济要发展，IPO还远没有到高峰期。大家只用到加减乘除就可以算出来，如果在十年之内中国上市公司的人均数量要达到美国的十分之一，则差不多需要每个交易日上市十家！每小时审批通过两家才行！

如此看来，IPO过堂率世界领先并不能算作一个问题。如果郭主席新任三把火真的是冲着IPO过堂率而来的，那这火可能烧的地方值得考虑。

IPO过堂率不是问题的话，还有什么是问题？

一个不值得讨论的问题现在被热门讨论着，那就是IPO的定价。不过这实属一个伪问题，不足挂齿。

在昨日举行的第十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国际论坛上，中国仅有的两家证交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两位总经理同时对IPO定价发表了相同的看法。在两位老总看来，新股发行市场机制失灵：新股估值定价系统不理性、各定价参与主体不尽责、投资者自律失效。其中对基金在IPO定价当中的作用颇有微词。

从两位老总对IPO定价的看法中可以琢磨出他们的另一种观点，也就是对“中国股市赌场论”的一种否定，至少可以说是不那么认可。因为如果是认可股市赌场论，其实这东西也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更不值得去搞什么国际论坛去装模作样大张旗鼓地研讨了。

如果认可赌场论就可以看出，所谓“基金”不过是给另一个赌局的一个别名罢了，从券商到基金，就像从“22选5”到“37选7”一样，都只是诱人来赌运的吆喝。

如果基金可以把IPO价格炒上去，那是人家的王婆本事，你只有羡慕的份儿，没有什么谴责人家“不尽责”的理由。市场上，卖家漫天要价，买家就地还钱，这太正常不过了。

至于说什么“投资者自律失效”，那就更是牵强了。中国的投资人比任何人都清楚中国股市的性质和风险，要求投资者自律，犹如对沉迷赌局的人谈“小赌怡情”的伪道理一样。

市场上没有什么“责任”和“自律”。市场参与者都是自由人，没有人强行把你的钱财投入到其中。王婆们固然可以把西瓜说成是从天上采来的仙果，但买不买的选择权还在花钱人的手里。如果你对交易的价格没有定价权、对对方的要价不满，你完全可以行使你拒绝成交的权利，这个权利从来都没有被剥夺过。

基金热衷于打新而热情不减，只能说明它们总体上从打新当中尝到了甜头。股民热衷打新，同样道理。不过，从一些股票跌破IPO价格的现象也可以看出，还是有投资者开始“自律”了。当然，破发对已经过堂成功上市的公司来说没有任何损失，倒霉的不会是设局者，只能是被诱入局者。

美股IPO停滞是什么原因？很多上市公司上市即面临股市低落，卖不了好价钱。如此，很多原本申请上市的公司宁肯等在大门外，或干脆被人收购而去。卖不了好价钱，券商和证交所也难有值得一搏的盈利，因此，双方的积极性都不高。如此看来，在A股行情深不见底的当口，IPO速度锐减是为了谁的利益所计，还值得琢磨呢。

总量、速度和价格都不是问题，那什么是问题？愚还是认为，过堂的条款标准是不是有问题？过堂后IPO收入的使用是否有问题？也就是事前审核和事后监督的问题。除此之外，想不出还有什么问题。

你也想一想？别忘了告诉我答案喔。

郭树清主席在对上市公司普遍的铁公鸡行为进行讨伐之后，现在又从创业板对退市制度烧了一把火。

深交所昨日发布创业板退市制度意见稿，创业板公司36个月内累计受谴责三次将退市，而且不支持暂停上市公司借壳。这个征求意见稿一出，官方媒体纷纷给予正面的解读，将之解释为对中小投资者有利的一项法规。今天股市的表现也似乎对之表达了拥护的态度。但是，这一法规的真正效果很难判断为对投资者有利。

中国股市的圈钱本质都已经被讨论了N多年了。据有关数据分析，在世界性经济金融危机而中国风景这边独好的环境下、在股指单边下行的走势之下，中国A股的IPO总值连续三年名列世界之首。

A股圈钱的性质和问题还无解之际，创业板的开通对投资者来说无疑是一个风险更大的领域，而对上市公司来说则是多了一个圈钱的途径。

其实中国的上市公司从来都不惧怕ST或者退市。相反，退市还是一些一开始就把IPO当做圈钱途径的公司的主动谋求，这种做法就是“恶意破产”的另一种翻版——钱已经圈到手，然后故意把公司做烂，然后破产退市，圈钱落袋为安，收入从此坐实。

有一点点进步的是，新的法规取消了借壳的可能性，过去故意做出账面亏损，然后空壳还可以重组，壳资源被机构和大户利用变成二次诱使投资者上钩的工具。

退市制度要想对上市公司有所约束，要想防止恶意ipo，不是补充几条退市条件，而是要把它同IPO圈到的钱结合起来。而现在，我们在退市制度当中看不到这一点。现在网上有一个新股民发帖子在征求退市之后手中的股票会不会变得一文不值，结果跟帖十几楼没有一个人知道怎么办。

上市本来是一个筹资渠道，现在变成了骗钱的工具。这就像一个人借了你的钱，现在他告诉你“从明天起我不再向你借钱了”，说的淡然轻松，只是闭口不谈以前借的钱怎么办了。

现在退市制度这么一“完善”，倒有点儿像是我们在商场里发现了一个贼，不是去决定如何惩罚它，而是研究如何让他能从大门保安眼下顺利出去，然后告诉大家“本商场无贼”一样。让商场无贼的措施，不是防范贼人入场，或惩罚贼人，而是尽快把他赶走。这样商场自己倒是清静了，但众多顾客的利益却被丢在一边了。

   　对于一个圈钱的股市来说，顺利安全地退市，简直就是提供了一个完美的洗钱场所，进去转一圈，带着大把钞票出来，大家还说带出来的是白钱。如果那个贼偷得是顾客的钱财，商场这么做也就能够“理解”——自保平安嘛，但是如果他偷了商场的商品呢？还会这么“完善”保安制度吗？

        感觉如一场赌局上发现老千之后大家怒斥“滚！”一样。斥责声非常严厉！然后老千点头哈腰赔着不是退场而去。

新的退市制度设立了一个缓冲期，即所谓的“退市整理期”，以便投资者有时间在“退市整理板”当中处理手中的股票，但是这种制度设计咋看起来对投资者有利了，不像哪种突然停止交易的方式那么坑爹，但依然犹如摆设。试想，一支被宣布行将退市的股票能卖给谁？又能卖出个什么价钱？

据称，对退市制度完善的另一个目的是要改变当前创业板IPO溢价太高的问题，以便以后的创业板IPO可以在低溢价之下进行，从而降低投资者的投资门槛。但是，这在不解决IPO圈钱的本质的前提下，就像彩票把面值从100圆改为2圆，就像赌场老板把筹码变小一样，除了骗得更多人入场下注之外，没有其它效果。股票的单价从来都不是股市上的一个问题。

真正能改善中国股市赌场性质的做法是“监管”。证监会要事前审核IPO的目的、事中监督IPO资金的用途和流向并向投资人公开、事后要追求上市公司管理者的经营责任，而不是等上市公司告知经营亏损之后去告诉投资者你们的钱快打水漂了。

或许有人说，如果追究企业经营责任，把退市制度做成对投资人的投资保险，股市就没有风险了，世界上也没有这种市场嘛。是的。如果这样说，那么什么退市制度的完善与否都无所谓了，因为中国股市圈钱与赌博的性质早就不是秘密，还有这么多股民沉于其中，就像人人都知道久赌必输的道理，但是还是有人在赌场门口就不由自主拐进去了，结果当然是风险自担倒霉活该啊。

　　希腊。在强大的债务压力之下，希腊总统府10日宣布，希腊资深经济专家、前欧洲中央银行副行长卢卡斯•帕帕季莫斯已被任命为希腊联合政府总理。帕潘德里欧已成前总理。
　　帕帕季莫斯生于1947年，上个世纪70年代就读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先后获得物理学学士、电子工程硕士和经济学博士学位。帕帕季莫斯在1994年至2002年间担任希腊中央银行行长；2002年至2010年担任欧洲中央银行副行长，任期内支持强化财政纪律。

　　意大利。意大利总统纳波利塔诺于当地时间11月13日任命经济学家马里奥•蒙蒂为意大利新总理，并负责组建过渡政府。
　　现年68岁的蒙蒂有着声名在外的强势性格和学识储备，在意大利享有极高声誉。他是经济学家，是米兰博科尼大学校长、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研究所名誉主席，曾任欧盟反垄断专员。
　　他曾是全意大利率先计算出市场扣除物价因素合理货币供应量的学术精英，他曾是被誉为“意大利思想者来源”的米兰博科尼大学的一校之长，他曾是被同职位前任称作“欧洲权力最大之人”的欧盟反垄断专员。

　　埃及。埃及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成员穆赫塔尔•穆拉11月24日在记者会上说，希望在议会选举之前完成新政府组建工作。他重申，本月28日开始的议会选举投票将如期进行。坦塔维22日表示，埃及将组建民族拯救政府，并将在明年6月30日前举行总统选举。
　　卡迈勒•詹祖里，1933年1月生于米努夫省，开罗大学农学系毕业后，曾赴美国密歇根州大学进修，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现在，葡萄牙的主权信用也被降到了垃圾级，葡萄牙的局势怎么发展还有待观察，会不会也祭出一个经济学家来管理国家？

　　难道人们真的就相信这些纷纷走上世界政治舞台前台的经济学家可以拯救世界或再造货币经济秩序？这一点早就被人怀疑了，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家伊科诺米认为，帕帕季莫斯领导的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短命政府”。在经济领域，具有“家”之称谓的专业人才比任何其它领域的都多，但是，世界经济的现状告诉我们，这于事无补。

　　《西方经济学的终结》曰：宏观经济就是政治。宏观层面，全球面临的问题本质上是政治问题，而非技术问题。不是事实判断的问题，而是价值判断的问题，即不是不知道怎么办的问题，而是要不要这样办的问题。

　　不过话又说回来，让这些具有专业技术能力和背景的专家纷纷走上前台来处理不是技术问题的政治问题，这本身或许就是一种政治手段和策略。而这些走上前台的经济学家的确也不能视为书呆子，有些早就是投笔参政了，当他们走上前台的时候，用不用他们曾经具有的一技之长还有待一说呢。

阅读链接：
1、 经济学人“匹夫病”临床浅谈
http://www.chinavalue.net/Article/Archive/2008/5/5/113571_2.html
2、 “红顶商人”人格分裂症的医学诊断（理论篇、临床篇）
http://www.chinavalue.net/Article/Archive/2007/11/14/87464.html

做学问，一个是对学术方向的把握，一个是对学术方法的选择。方向对了，方法恰当，才能有所收获，否则就是徒劳无功。

经济学顾名思义是研究和“经济”有关的学问的，这一点绝大多数人都不会有什么异见，关键在于对“经济”二字如何解读和定义。以往的各种经济学流派对“经济”二字的内涵做了近乎无限的、但显然却是不恰当的外延。这就是今天的经济学被指“霸权”和称为“显学”的原因所在。不过这种地位和状态可能比较符合圈内人士的心理预期，经济学前辈的地位与荣耀激励着后来人维持和强化着这种局面。但是亦非学术，且扼杀学术。

我是如此界定“经济”二字的，正如大家在《西方经济学的终结》当中看到的，“经济”就是“交易”，就是“交换”。这个定义极大地缩小了传统的经济学的领地，然而却是恰当的，而且甚至是惟一恰当的。

对“经济就是交换”这一定义的证明非常容易。一个简单的证明方法就是“排除法”，只要排除其它涵义的合理性即可。

传统的经济学都将商品的生产和消费纳入到研究视线之内，而将联系这两个领域的“交换”放到了次要地位，后来甚至是无关紧要的地位，现有经济学的很多基本的、重要的概念都是针对生产和消费而言的，也没有认识到“价格”是基于交换的专用术语。

但是，如果我们环顾周边的生物界（非生物界就不用提了吧？除非你是“万物有灵论”者）就不难认识到，“生产”和“消费”是任何一种形态的生物都具有的行为，但惟有人类才具有“交换”行为。经济学霸权无疆分支庞杂，但是至今为止没有什么针对某种非人生物的经济学，如“蚂蚁社会的经济学”等等，显然，经济学的这种霸权收敛，从另一个侧面告诉我们，当我们谈论“经济”“经济学”的时候，我们已经无须强调地是默认这是针对人类而言的。

如此，人类有别于其它非人类生物的特征行为——交换，就十分自然地成为了“经济”一词的不二内涵和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在确定了“经济”的内涵就是“交换”之后，就要将视线聚焦在“交换”之上。我在经济学研究上的大幅度进展是在明确了如何研究交换之后，这就是把“交换”放在“人的行为”这一范畴内进行研究（当然，“消费”和“生产”都是“行为”）。这样的定位，使得现有的、比较成熟的行为心理学的成果可以方便地加以使用，行为心理学的“动机-行为”理论就可以大派用场了。从而使得很多过去经济学家闭门苦思不得其解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了。

把“交换”当做“行为”来研究，就要对“行为者”的性质加以确认，这就是“理性人”概念。我将“理性人”这一经济学概念也同时划归到心理学的层面，即向心理学那样把正常人当做研究对象，如果对象的行为和“正常人”概念之下的理论不符合，则不是认为正常人概念有问题，而是把对象当做“精神病患者”看待了。

因此，作为研究人类行为（交换）的经济学，自然也是研究正常的人的行为，就像《西方经济学的终结》当中说的那样，经济学其实可以更名为“交换行为学”。而现在经济学当中频繁提到的“非理性”、“有限理性”等概念显然是偏离了行为学的正常路径了。

什么是“正常”？行为学的正常当然就是指行为和动机的逻辑一致性，即行为是有动机的。应用到经济学上就是，交换作为一种行为，一定是有动机的。既然交易者是正常人，那么正常人的特征也就在此有所表现，那就是“趋利避害”的动机。

在这种研究路径上，“供给”的概念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它不是“动机”的体现，而“需求”才是动机的体现。

和其它学科一样，有必要对看似复杂的研究对象加以“模型化”，以便于研究的展开。我对“交换”行为进行观察分析之后，也得到了“交换”的一般模型，即大家现在都知道的“2+2”模型——两个私有者交换两种私有物。这一模型也很好的表达了“交换”作为人类行为的特点，即它是发生在两个私有者之间的互动行为，如何交易（按什么样的交换比例进行交易即价格的确定）是两个交换者共同决定的。

将“交换”放在一般的行为学意义上进行研究，将交换者当做趋利避害的正常人看待，我们很容易就会发现，西方经济学当中的很多概念和结论都是和行为学既有的研究成果是相悖和不容的。此时，非常自然地，我们不是去怀疑和推翻行为心理学，而是相反的，这就是我最终得到的结论：《西方经济学的终结》。

迄今为止，有人表示反对《西方经济学的终结》中的一些结论的，但是还没有人说以上这个路数有什么问题，毕竟没有交换就没有什么经济学，毕竟没有交换就谈不上什么价格，毕竟交换是一种“行为”，毕竟行为心理学的一些基本观点和理论到目前为止还是被普遍认同的。

我至今还不看好能否定以上研究路径的合理性的企图。

在对经济学的研究当中，一个附带但却重要的成果是对变量逻辑问题的深入研究，即有关存量和流量之间的关系研究（这与我的工科学业背景有关），相关的结论也用在《西方经济学的终结》的著述当中了。

我永远看不懂的就是股评之类的市场分析报告和预测，但相信市场分析师的人远比我这种木头脑袋的人多。

如果说媒婆或经纪人与市场分析师的相同之处，那就是都是“忽悠”，不过忽悠的结果却不一样。

在市场上，推动市场繁荣的是经纪人，而分析师则扮演着相反的作用，即让市场消亡。

市场上的经纪人就像婚姻当中的红娘，红娘以促成婚姻为目的，动用三寸不烂之舌，把对方说得像花儿一样，女的如天仙美貌或贤惠持家，男的如白马王子一般英俊或勤劳能干忠厚，总之是让男女双方都要感到对方就是自己希望的样子。

经纪人也是如此，从中撮合交易时，总是把对方开出的条件说得如何如何值得，让步是如何如何之大，交易是如何如何合算，目的只有一个：促成交易。

但是，市场分析师不是这样。市场分析师，不论是经验派的还是技术派的，不论是中国的易经八卦还是泊来的波浪理论，最终都是以发展市场为名义却是阻止交易为实际结果的。

市场如同婚姻。婚姻有嫁有娶，市场有买有卖，媒婆永远不会对男方说女方值得娶却反过来对女方说男方不能嫁的，也不会说女方该嫁但男方不能娶的，这样说了就不是在撮合婚姻而是拆散姻缘了。

但是市场分析师给出的分析结论却是清一色的单边结论，比如某某商品或股票该卖了或该买了，却不知道买卖是不可分开的，应该买就意味着另一方应该卖，应该卖就意味着另一方应该买。

所以，市场分析人士给出的结论永远都不会促成交易的，是危害市场存在的。按照市场分析的结论去操作，市场只有消亡这一条路，因为市场就是买卖，不存在只买不卖或只卖不买的单边市场。用《西方经济学的终结》的话说，市场就是2+2，是2，不是1。

最近，高盛又在以投资专家的名义给出了市场分析，说是时候买入中国股票了。

据全景网11月7日讯，高盛近日称，受信贷放松以及政府对小微企业的支持措施提振，未来几个季度中国经济仍将以接近趋势速度的水平增长，建议买入中国股票。

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stockptd/20111107/151210768177.shtml

首先要恭喜那些在跌跌不休的中国股市上套牢的投资人了，因为他们已经抢在高盛建议之前买入了中国股票了！

在市场经济时代，世界上最难找到的就是无主的资源了。中国股票不是飘在天空的空气，都在持股人的手中。（就算是无主的空气，那也不需要买了呀！），也就是说，中国股票早已是处于被持股者买入的状态了。如果中国股票要开始升值了，已经持有的人为何要在此时卖掉呢？如果他们持股待涨，谁又能够从何买入呢？因此，如果有人将高盛这种每天充斥着媒体的建议和分析当真的话，结果只有一个，就是所有的中国股票持有者都不再卖出手中股票，中国股票的交易从此终止。

持股人就相当于听从了高盛建议抢先一步买入了中国股票者，持股待涨，但今后还有卖出的机会吗？不可能了，因为到时候高盛会给出“是卖掉中国股票的时候了”的建议，问题是此时又有谁会买入这些已经被高盛认为是该卖出的股票呢?

炒任何商品都一样，都是赌，比的是谁的财运好一点。如黄金，如果有人告诉你现在黄金可以买入或卖出了，那么，他要么是傻子或书呆子，要么就是“金托”。你也不想一想，那些卖黄金的人为何要把能保值能升值的东西卖给你换回不能保值要贬值的钞票呢？

不论是高盛的分析，还是证交所门外地摊上的股市评论报，都一样：扯淡。

不过人家扯淡扯得也算光明磊落，最后都无一例外地提醒：据此入市，风险自担。

好在市场分析师不像红娘和经纪人是“中间人”，市场分析往往是有立场的，也被分为“多方”或“空方”，因此，相信市场分析的人也就不会被单边的市场分析指引导入误区，而是继续保持着多空双方的相对思路。就在大批美企悄悄撤离中国的时候，高盛的这个建议也就不会是惟一的“教导”了。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e33a670102e0t8.html?tj=1

世界政治的走向似乎越来越按照“弱政府”模式展开，那些个“强政府”纷纷被指专制与独裁，被施以“颜色”而推翻或瓦解或警告。

与政治上“弱政府”对应和相背的是，经济方面一直在强调和加大市场的“自由度”。咋听起来这两方面组合起来似乎非常不错，那就是在弱政府领导之下的完全市场经济社会里，人们可以享受到越来越多的自由了。

但是，市场经济本身的制度设计决定了它的宿命，它无法避免其必然结局，即生产过剩、通货膨胀、失业率上升，以及债台高筑。经济学家谓之“市场失灵”。

当市场经济的这些伴生产物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人们依靠什么去应对？或者问：一个弱政府管理下的社会，有能力领导人民应对市场失灵吗？

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已经持续几年了，各国政府纷纷给民众打气说经济已经复苏了，但是债务危机又再次把金融危机的死灰复燃，经济危机再次爆发的可能性已经超过了复苏的预期。

在这种金融危机死灰复燃的局面下，在上一轮救市措施只是救了金融而无助实业的结果下，人们谈论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加强监管”。

金融危机是一个大的灾难，但受灾的并不是那些大的金融资本家，而是中产阶级以下的普通民众。大的金融资本家一点都不受灾，要求政府注入流动性完全是个敛财的骗局。

救灾历来都是政府的责任，但是一个弱政府恐怕难以尽到这种责任。欧盟峰会上探讨的拯救欧债危机的措施依然是“市场”方式。用市场救市场，犹如饮鸩止渴，解得了一时，解不了根本。

监管是谁来实施？当然是政府。但是，一套强力有效的监管政策能够在一个弱政府下实施吗？反过来问：一个具有强力手段重拳在握的政府还是人们期望的弱政府吗？政府对金融危机听之任之是不是更符合人们要求的弱政府形象呢？

美债危机被暂时掩盖在了更加危重的欧债危机之下了，美国正是得益于它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而不是欧盟这种各自为政的国家联盟。美国政府的权势实际上在近多任总统任期间都一直是得到加强而不是削弱了，而且在美债阴影下，在强化监管的呼吁之下，美国政府正顺水推舟地强化着自己的权力，从美国重返亚太的咄咄逼人的势头就能看出。

法制层面。估计反对“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这个观点的人不是太多，那么从法律的角度我们可以提出问题：充分自由的市场经济需要强力的法制吗？弱政府能实施郎咸平教授提出的严刑峻法吗？

国家干预，这是一个敏感的词语。主张建立弱政府的人毫无疑问的是反对国家干预的，他们把当前的世界经济局面解释为凯恩斯主义的失败和死亡，而不是完全自由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但是，国家干预本来就是两面的，它限制人们在经济领域的一些行为，而鼓励人们的另一些行为，是具有明确导向性的。任何制度设计之下都有受益人群和受害人群，人们反对的仅仅是他作为受害者的国家干预，而不反对他作为受益者的国家干预。

还是借用钱皮发明的“做不是问题，这样做谁受益才是问题”的“不是问题是问题定律”来格式化地叙述这件事情——要不要国家干预以及干预的强弱其实不是问题，要什么样的国家干预以及这种干预谁是受益者才是问题。

华尔街是量化宽松政策的最大受益者，前几轮的救命钱没有救起美国的实体经济，但是却鼓胀了华尔街的腰包。虽然量化宽松也是一项标标准准的凯恩斯主义政策，但是华尔街不会反对这样做，毫无疑问，华尔街也最讨厌“监管”这个词了。QE和监管，尽管都是国家干预，但却不是同时得到赞同或反对的。

“借债”和“还钱”是密不可分的两件事，缺一不可。没有“还”就没有人肯“借”，没有“借”就不存在“还”的事。现在，希腊民众似乎希望把这这两件事分开，只谈借钱不谈还债。

希腊政府一直在实施借贷消费的凯恩斯主义政策，但希腊民众乐意接受这种干预，现在希腊政府要改变干预的方向了，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希腊民众就无休止的罢工抗议，以至于帕氏政府倒台。

还是那句话，要不要借钱救助希腊根本不是一个问题，谁借钱并能否从中获益才是问题。欧盟峰会上谈来谈去，其实就是谈怎么给借钱的人一个合理可靠的回报的问题。只要这点谈好了并落实了，钱就会蜂拥而至甚至能把希腊砸死！钱一点都不缺！——全球央行造币厂N多年来生产的M1堆积如山！而且都以借贷之名送给了商业金融机构。

欧元区的问题根源大家其实都明白，即货币管辖权就是国家主权，一个统一的货币区不可能稳定存在于一个不统一的松散的政府领导之下。

高盛资产管理部总裁O'Neill当地时间11月6日在接受英国《星期日邮报》采访时表示，如果欧元区的财政整合政策继续由德国主导，那么成员国将会发现留在欧元区越来越缺乏吸引力，葡萄牙、爱尔兰、芬兰及希腊可能均会由此退出欧元区，而不愿由一个统一的财政部所控制。

他指出：“德国人希望实现更大程度的财政统一和更为严格的中央监管，即需要设立一个统一的财政部。鉴于这样的告诫，很难会看到欧元区所有的成员国会同意这样做，包括如今深陷艰难处境的希腊。”

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usstock/c/20111107/081810765123.shtml

可见，欧盟的政治统一并不是问题，统一在谁的领导之下才是问题的根本。德国已经看到了多少年来的梦寐以求的希望，默克尔已经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但是其他欧盟国家的领导人有没有这种兴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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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补充：其实政府的强与弱不是一个问题，在哪方面强在哪方面弱才是问题。

各国央行的货币政策永远震荡在宽松和紧缩之间，再也玩不出什么新的花样，而且往往是在一项措施还没有显现出效果的“延迟”时段内，政策的方向又改变了，谁也搞不清楚之前的政策效果会不会出现以及后来的政策效果会不会与前冲突或者是顺延。

其实，货币政策的宽松或者紧缩都不是问题，这个问题要从货币的流动渠道方面来理解，才能够看出问题的端倪。

货币从央行到经济体，中间要经过一个“商业银行”的环节。在经济活动中，商业银行的角色非常特殊，它一方面是经济体中的一部分，本身是一个逐利者，是企业，另一方面又承担着执行央行货币政策的责任和功能，虽然不像央行的主裁判角色，但也至少可以说是一个“边裁”，这种情况导致经济活动的参与者之间的地位不平等，居民和实体企业往往要比商行低人一等。

当前各国央行的货币发行，都不是依照人人平等的原则来“按人发钱”的，而是首先注资到商业银行，再通过商业银行借贷给企业或者个人。这种货币发行模式导致了所谓的流动性在整个经济体内的不均衡分布，总体上的宽松或紧缩并不是表现在人们希望的领域的宽松或紧缩。当有增量货币注入时，商行之类的金融机构首先得到这些增量货币，流动性立刻增加，但是真正需要货币的实体企业和居民并不能同时得到这些流动性。

另一方面，当央行实现所谓的紧缩政策的时候，货币流动的方向改变，末端变成的前端，货币流首先从企业和居民手中流行借贷给他们的商业银行，流动性紧缩的效果首先体现在实体企业和居民的经济活动中。

商行这种金融机构在货币流动中扮演者“蓄水池”的角色，上游缺水时，它可以从下游回收补充，上游放水时，它会首先蓄满自己的库容，然后才是向下游放水。所以，商业金融机构其实有着对付流动性问题的充足手段，可以双向补充自己的流动性。就像“占领华尔街”运动示威者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吞噬货币的魔鬼用来讽刺华尔街一样。

因此，经济危机的本质是实体和居民领域发生了问题，而不是金融机构的流动性有问题，故而拯救金融危机的措施要面向实体企业和居民，而不是面向金融机构。否则就会发生QE式救市的弊端——整个经济的发展持续下滑，但是华尔街依然赢利可供，救了金融而无助实体，才是救市政策无助于缓解居高不下的失业率的原因。

之前曾撰文指出，央行实际上一直在向经济体送钱，而不是借贷。借贷是要回收本息的，但是谁见过这么多年来央行造币厂的仓库里堆满了自己印制的钞票？何况经济体无权制造货币，即便央行能够全部收回本金也不可能收回一个铜板的利息。所以，所谓的货币发行，实质上是货币赠送。

因此，货币政策的差异，只是松多松少的问题，没有紧。央行会告诉大家，本季度货币发行比上个月减少了多少，但还是发行了，而不是没有发行，是发行的少了，不是回收了。用官方语言讲，“紧”就是“松幅”减少了，还在“松”，还在“送”。

央行之所以一直在“送”货币，因为第一，那也是无奈，它无法收，因为货币的所有权一经赋权与人，便不可回收，这是私有权不可侵犯的原则。第二，它没有必要收，自己就是惟一的货币制造者，回收货币干吗？

那么既然赠送，赠多（宽松）赠少（紧缩）就不再算是一个什么问题，但是存在一个受赠人是谁的问题，需要救助的人究竟是谁的问题。实际上是央行一直都在选择性地、定向地送钱，而不是按照谁需要直接送给谁的原则送钱。

但是话又说回来，在这个货币拜物教的社会里，谁不想要钱呢？谁需要的钱多谁需要的少呢？恐怕谁都不愿意伸的手比他人短，所以解决之道只能采取公平原则，即“按人发钱”。

当实行“按人发钱”时，央行其实就没有什么货币政策了，只要把好“按人”这个关口就行。此时，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也能很好的融为一体了，因为财政政策的原则也应该是“按人（转移）支付”，央行按人发钱实现了根本上的初次分配的公平，财政按人转移支付则形成了二次分配的公平，此时，“公平”就成为了两项政策的共同原则。而现在，货币政策的定向发行方式制造了原始的不平等，财政政策就成了事倍功半的笨着了，变成了“先污染后治理”了。

“按人”公平吗？算不算“绝对平均主义”呢？行得通吗？

经济学家的不务正业的马后炮是由来有名的。有一个很多人都听说过的调侃段子是这样说的：经济学不能告诉你何时失业，但是能够在你失业之后告诉你为什么你失业。

现在的情况则是，经济学家不知道世界经济如何运行才能平稳持续增长，但似乎个个都知道当经济危机出现之后如何应对。

夏季达沃斯闭幕了。会上，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再次表现出自以为是的“高明”，试图指导中国的经济乃至世界的经济走出困局。

这种自以为是表现在从微观到宏观。

微观方面，李稻葵以一个先知先觉的姿态教导中国的企业家应该去美国投资高速公路。这个建议不知道中国的资本家们听到后如何感觉，奥巴马肯定欢迎。奥巴马正要用大规模基础建设投资来应对高失业率困境，正苦于缺乏资金呢。李教授还给出了一个多选，说如果不愿走出去，还可以在国内搞国土建设。

企业家资本家们何时失去了嗜利的本能？找不到利润的来源了？从来都不会。这些搅动世界经济的人群的每一个嗅觉细胞都在时刻寻找着散发在经济空间当中的利润分子。如果连这群人都找不到投资领域的话，那些顶戴着经济学家的人就更是连边儿都不沾了。

经济学家不要忘记，经济学是以“理性人”为基本假定的，理性人有自己的判断，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其实，农民知道地里该种什么庄稼，企业也知道自己该投资什么产品。如果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那么，经济学家一提投资建议，企业家们肯定也会窃笑。到美国修高速公路的建议，怎么听都有点零八年经济危机的时候有人号召去抄底美国经济的味道。

在宏观上，温家宝总理一开始就为此次会议定了个基本调子，那就是“中国已经是全面开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总体上是好的”，尽管中国政府在欧债危机的当口以共患难的姿态希望欧盟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而随后被欧洲议会当头泼了冷水，但是温总理定下的调子说明，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已经不需要去请一个国际裁判了。

可惜，张维迎教授依然不知趣地和总理唱反调，大肆批评中国在市场化的道路上走回头路，以先知先觉的口吻哗众取宠又老调重弹地指出国家干预将会导致世界经济走入死胡同，使得国家经济变得更加麻烦，应该停止国家干预作为应对危机的手段。

具有滑稽意味的是，张教授提出的要自由经济不要国家干预的解决之道，恰恰是用国家干预的方法去终止国家干预。这一点大概张教授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与其哀叹国退民进改革回头，不如去华尔街劝说那些“占领华尔街”的人，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

经济学人需要知道，宏观经济就是政治（《西方经济学的终结》，2005，中国经济出版社）！如果没有国家干预，其实就无所谓宏观经济了。

想当年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迟复又请学圃，子曰“吾不如老圃”。圣人都有自知之明且敢于承认，不知道经济学人何时才能有点自知之明，改掉经济学的霸权恶习。事实上也是，微观经济方面，经济学人远不如身在市场中的企业资本家们有技能；而在宏观方面，经济学人实在不如政治家们有韬略。

民主似乎处于进程之中。民主到处都在生根开花，不论是希腊式的土生土长的，抑或如今日阿拉伯世界的“被民主”。

道德似乎处于堕落之中。几千年来文人志士精英学者很多都在哀叹人类的道德江河日下，世风不古，今不如昔。

用比较经济学的思路来看，两种并行的运动之间通常具有某种必然联系，真的么？民主进程和道德没落两者有关系吗？

价值，具有主观特征。所谓主观有两个方面，一是因人而异，即在同一时期同一事物不同人有不同的价值判断；二是与时俱进，即同一个人对同一事物在不同的时期会有不同的价值判断。

民，是指众。由于价值观因人而异，所以林大鸟杂，磕瓜子都会磕出臭虫，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人类所想到的办法之一那就是“民主”，就是多数人说了算，以多数人为“正确”和“真理”。这种有多数原则获得的“真理”，由于价值观的因时而变特性，会在以后的时间变成少数人的认知，失去“真理”的地位。

当然，解决各持己见的另一个办法就是“独裁”，以独裁者的价值判断为准，独裁者就是法律，就是标准。独裁并不与价值判断的主观性抵触，独裁者自己的价值判断也是主观可变的，喜怒无常，普罗大众亦步亦趋就是了。

但两种办法的命运似乎不同，民主似乎越来越受宠幸，独裁似乎越来越不得志。

有一个关于民主选举制度的著名的论点叫做“治者必坏”，这里的“治者”指的就是通过民主原则选举出来的领导者。说的是图谋领导人宝座的人必然是要讨好民众当中的大多数，而民众当中的大多数的道德水平是低下的，因此，能够被大多数道德低下的人所接受和拥戴的人必然是“坏”人，此谓“治者必坏”。显然，这是一种精英政治的观点。

要推翻“治者必坏”的说法，只需要推翻其前提条件即可，也就是只需要证明大多数人是道德高尚而非论者所说的道德低下。不幸的是，这个证明还有很大难度，尤其是在世风日下的哀叹声一声盖过一声的时代。

当然，民主原则所决定的真理之“真”是不可证明的，因为它是“被真理”的，不是论证出来的，因此实际上也不需要去证明。

在中国，历史上的道德在今日很多都被看做封建专制而非民主。三从四德尊老敬祖很多都被看作是束缚人们行为的教条。对孔孟思想的讨伐，很多是伴随着近代史上的民主运动进行的，而现在扩建孔子学院的做法也被诟病为封建思想复辟。

孔孟贤哲的思想观点如果被看做是道德准则，那么这就是精英决定的道德，精英历来都是人中龙凤，是少数人，因此，和多数人决定的民主原则就不融洽。相反，如果采用民主原则，就意味着放弃少数社会精英所决定的道德准则。

让占人口多数的人当家作主的理论和实践都曾多次出现在人类历史当中，但是不幸的是都未取得成功，不是被旧统治者所绞杀，就是由于自身理论矛盾而自生自灭。穷人当家作主，符合多数人说了算的民主原则，但是却导致另一种矛盾，即革命的目的和现实的矛盾。对革命目的的合理解释应该为穷则思变追求富裕，但是现实是人们还没有找到共同富裕的途径，现有的被统治者接受的手段都导致贫富分化。如果强行均贫富，则必然要从理论上推崇“穷比富好”“越穷越高尚”，这就让革命者显然行为和目的背离的矛盾之中。

在现实中，要求民主的人其实都是穷人，有钱有势的人不会其主张民主，因为在这个商品社会里他们可以用钱用势为自己做主了，钱多的富人不会把钱都用在解决自己的温饱问题上，而一定会将之用于解决温饱之外的地方去，比如用它来替自己说话，有钱的人都觉得自己应该比穷光蛋更有话语权。纳税人现在的理直气壮，其实也是钱生的胆量。

实际上，很早就有人看到了这种矛盾并推论出了解决之道，这就是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培育庞大的中产阶级”的思想。亚里士多德说过，中产阶级庞大的社会才会最稳定。这种理论非常完美，即保证了民主思想不被破坏，多数人说了算，又保证了有钱人主导社会的现实不会被不断推翻。

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并不可以被发展为“共同富裕”。因为亚里士多德没有否认富有阶层和贫民阶层的存在。亚氏的社会是橄榄球式的，中产阶级庞大，贫富阶层都是少数。现实社会是非标准的哑铃型的，贫民一头沉，这种社会让人感到冷漠和残酷。而“共同富裕”的思路所要达到的社会状态是圆柱状的，大家都一样，这就过于理想化了，脱离了实际。

亚氏的思想既保证了民主原则的成立，又和物质决定精神的思想相融洽。

近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发布了他雄伟的就业计划，规模达到4470亿美元。而本质上，这不过是借“就业”之名行QE之实。奥巴马在演讲时说，要让更多的人找到工作，要让有工作的人腰包更鼓。美国人的就业和收入真的可以同时提高吗？

“就业”当然不仅仅是美国政府的事儿，也被世界各国政府列为首要问题。而且，似乎不仅仅是政府的事儿，也是民众的事儿，因此，悉尼数万人来个大罢工，抗议政府裁员和限制公务员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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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然也关注就业。

“总体看，解决收入分配最重要的首先是初次分配，而初次分配的核心是扩大就业，建立好劳动关系。在此基础上，通过二次分配进一步改善。” 昨日，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在“中国社会科学论坛”新闻发布会上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对于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他倾向于从初次分配入手。

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此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则认为收入分配改革应该强化再分配，主要原因是与再分配相比，初次分配涉及到的问题更为复杂，不仅是政府和劳、资三方，同时也涉及到就业、经济增长等一系列问题。

“目前，收入分配问题已经有所改善，近年来，我国就业增长、劳动力流动都保持较快速度。因此，继续扩大就业，使得劳动者收入分配得到更好的改善。”蔡昉说。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hgjj/20100607/07078070458.shtml

收入的微薄和不公是有矛盾的两个问题，按下葫芦浮起瓢。

低收入是有收入，而不是无收入，因此，低收入者已经是就业者，首先就是在业者，只不过是收入较低罢了。

因此，就业，要解决的是无收入者的无收入来源的问题。但是，就业只能使得就业人数增多，增加劳务提供者的内部竞争，从而摊低所有就业者的收入水平。因此，从就业入手解决的只能是劳动收入的分布平均问题，而不能解决低收入问题。

另一方面，从供求关系对价格的影响原理来看，价格是相互交换的两种商品的供给速度之比。扩大就业，就是提高了劳动力的供给速度，自然也就降低了劳资交换当中劳动力与资本的比例，即降低了单位劳务的收入。

低收入的问题，本质上是贫富分化的问题，是收入比例的问题，而市场，只能改变收入比例，而不能增加总体的收入，也就是说，交换并不能使得以货币量表达的财富总量增加，只能改变分布形态，在总体收入不变的时候，改变分布状态的方向就是两极分化，而不是平均化。也就是说，市场是制造贫富不均的，而不可能是均贫富的。市场活动的目的，是把他人手中的货币集聚到自己的手里，而不是将之均散出去。均散财富的行为叫做“慈善”，定向的散财叫做“馈赠”，都不是“经济”。

无业者绝大多数都是劳动力市场的底层，即便是就业，也是低收入行业，所得收入都属于救命钱。但是，“救命”这个责任本来就不是市场应该承担的，而是属于政府的。现在政府企图让无业者通过劳动力市场实现自救，显然是一种不作为和推脱责任的做法。

近些年，像中国这样的处于上升发展阶段的国家，都在谈论如何从制造变成创造，政府也在此方面做出努力。但是，制造是靠体力的，创造是靠脑力的，从就业方面看，支持和稳定就业的恰恰是要被淘汰的制造，创造不是大多数人的事情，显然，鼓励普通民众都去从事高智力的创造活动是不切实际的。

另一方面，实际的情况是，那些长期从事创造、把制造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去的、让制造国羡慕的发达国家，恰恰是目前就业形势最严重的国家。难道这根本不够作为前车之鉴？还是就业其实根本不是问题？如果我们努力地由制造变成了创造，我们是否早就设计好了避免走美国这种“高创新、高就业”的老路？美国的现状值得我们效仿吗？

奥巴马是演讲的天才，他极富激情地鼓动说：美国工人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弄脏自己的衣服！那么，衣服脏兮兮的工作算是制造还是创造？

之前美国的航天飞机已经停飞，导致一大批航天员从此失业。最近的一则新闻说，美国军方正在准备让一批无人机替代F35服役，这又该让一批飞行员赋闲了。美国何不恢复航天飞机、停止制造无人飞机，这岂不直接让失业率数据变得好看些？

等于，国际通用符号是“=”。

这个标题可能会让读者发笑，或认为此文是哗众取宠。“=”谁不知道啊？小学生就开始整天和“=”打交道了！其实大多数人并不了解“=”等号所包含的重要哲学思想和认识论原理。

第一，“=”意味着两边的变量性质相同。

经济学当中，违反这一原则的典型例子就是最基本的“供求定律”，它的等式两边就是一边是存量，一边是流量。由于供求定律的基本地位，导致整个现代经济学变成了一座摩天烂尾楼。

需要注意的是，“＝”两边的变量性质的相同，指的是总体相同，而不是每一个变量的性质都相同。

在抽象的数学当中，各种数学方程式都是默认其中的变量的性质是相同的，即y=f（x）当中，x和y一定是相同性质的，要么都是存量（状态函数）要么都是流量（过程函数）。这种默认使得很多学生忽略了这种关系（其实他的老师也未必就知道这一点）。

第二，“=”意味着两边的量纲的平衡。

基于这个原则，物理学在做运算的时候，往往事前将公式当中的变量都指定为统一的系统，如英制或kg-m-s制等，此时运算的时候，就不必要再逐步逐项地把量纲都表示出来，直到最后运算数值出来后，直接标出其规定的量纲单位就可以了。

在特定的量纲系统中，电磁物理学得到了一系列非常简洁的定律公式。

物理学还经常根据这一原则用定义式来推出一些复合变量的量纲。例如，功率被定义为力与速度的积，因此功率的量纲也就是力的量纲与速度的量纲的乘积。

同样，量纲的平衡是指“＝”两边的式子各边演算之后的最终结果的量纲相同，不是指每一个变量的量纲相同。如上之例，并不是说力、速度和功都是同一量纲。

在经济学当中，典型的量纲不守恒的例子就是大名鼎鼎的“费雪方程式”：

MV=PT

费雪方程是用来说明货币量的决定规则的，这个公式当中，M是指货币总量，V是指货币流通速度，P是指商品的平均价格，T是指总交易商品量。但是，我们从数学的角度，无论如何规定价格和周转速度的量纲，都无法使得“=”两边的量纲保持平衡。

第三，“=”意味着一种因果关系的认定。

数学是哲学思维的一种表达方式。数学的习惯是用“=”来表达因果关系，把运动的“因”称为“自变量”，写在＝号的右边，而把运动的“果”称为“因变量”或“函数”，写在等号的左边。

微观经济学当中的供求曲线方程，就是一个典型的颠倒因果的式子。经济学家一般都把价格（P）视为自变量，把供（Qs）求（Qd）视为因变量，因此把供求与价格的关系表述成为：Qs=aP+b，及Qd=c-dP，在文字叙述上也是如此，即供求由价格决定。

但这种表述和价格是交易双方讨价还价而决定的结果的事实不符，也完全违反了交易者是理性人的前提。理性人是用自己的需求去决定所能接受的价格，而不是相反的，用他人提出的价格决定自己的供求。

探求事物运动根源的科学家们都习惯于这种表达习惯，即把作为因的自变量写在“=”左边，把作为果的变量写在“=”的右边，y=f（x）的写法已成定式。

在纯数学当中，如果不考虑等号所表达的因果关系，那么可以根据等式两边的移项法则随便移动，这就是“反函数”的说法。但是，反函数只适于用来计算数量关系，并不能由此改变事物的因果关系。

坚信供求曲线合理性的人的一个理由就是，这种表达非常符合人们的认知习惯，及价格高了人们就减少购买量，价格低了厂商就缺乏供给积极性。但是，如果我们把供求曲线来一个移项，把价格放在它应该的“因变量”的地位上，及“＝”的左边，就变成了：

P=eQs-b        P=c-fQd

上式的文字表述就是“价格随供给的增加而增加，随需求的增加而减少”，请问：这也是常识吗？

前述费雪方程被货币主义的开山者弗里德曼用来解释通胀问题，即通胀是货币发行过度的结果，这一解释至今还是全球货币当局制定货币政策的理论依据。但是，弗里德曼和跟随的经济学家们此时不再将自变量（货币量）放在等式的右边了，而是一反供求定律中的习惯，将之“习惯地”放在了等式的左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