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博客

国家对劳动力市场的干预

关键词： 劳动力市场    国家干预                                          

自从新的《劳动法》生效以来，张五常老先生已经三番五次地对之猛烈抨击了。其实，张五常老先生不过是经济学霸权习惯积习难返而已，与其以经济学人名义对一项国家法律如此高调反对，还不如直接反对中国政府得了。如果中国政府出台此法有失民主的话，则直接批评中国大陆的民主状况就行了。

很多经济学人都知道，政府的一项主要功能就是制定游戏规则即法律，而规则的好还是坏，判断标准只能是“多数原则”，而没有客观标准可以依据。经济学人整天研究政府应该干什么，却往往、偏偏忘记考虑自己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

 

政府永远都是对的。对于一个独裁政府来说，它的行为就是“理”的准则，没有人敢说它不对。就像军队里流行的一句话“官大表准”——大家约定行动时间核对时钟的时候要以首长的表为准。既然政府存在，就是一种“强势”的表示，它代表的是强势，强势就是道理。如果政府处于弱势衰败之中，则朝野异见纷起，各自按照自己的“表”确定“时间”，就没有“表准”的标准了。而对于一个民主政府来说，它的行为就说多数人的意愿所在，按照多数原则它也是正确的。

因此，在一个稳定的政权之下，指导政府的行为、批评政府的行为、指责国家干预等等，对于经济学人而言，都是狂妄也是极其愚蠢的行为。

 

话归正传。

劳动力的商品化，被认为是商品生产的必备条件。

“马尔萨斯也承认，过剩人口对于现代工业来说是必要的”（《资本论》第二十三章）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累”中说到：

【货币和商品，正如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一样，开始并不是资本。它们需要转化为资本。……自由劳动者有双重意义：他们本身既不象奴隶、农奴等等那样，直接属于生产资料之列，也不象自耕农等等那样，有生产资料属于他们，相反地，他们脱离生产资料而自由了，同生产资料分离了，失去了生产资料。商品市场的这种两极分化，造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资本关系以劳动者和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为前提。资本主义生产一旦站稳脚跟，它就不仅保持这种分离，而且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再生产这种分离。因此，创造资本关系的过程，只能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因此，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所以表现为“原始的”，因为它形成资本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的前史。】

对此有人精辟评价说：今天中国的私有化进程，就是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私人资本；另一方面，使国有企业的主人翁及其后备军转化为雇佣工人。看来，这节课补得可谓十分扎实。

众所周知，人们的劳动能力是一种天然特权，马克思也曾这样认为。这种“特权”建立在与生理上不可分离的归属权之上，而且表现为一种现实的经济权利。

 

在现代主流的经济学理论当中，生产要素被概要地分为两个方面：资本品和劳动。因此说，劳动（服务）是经济的半壁河山。如果国家干预了劳动要素这个市场，就意味着在相当广的范围和相当深的程度上干预着经济。只有让劳动力充分自由流动，才能发挥其最大效应。

《西方经济学的终结》认为，经济的实质就是“交换”二字，而交换的制度基础是私有制，否则交换者将会丧失交换者的资格——一个人没有权力拿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去和他人交换。因此，如果生产要素的任意一项——劳动或者资本，出现了非私有化的倾向，则意味着交换形态的经济不再纯正。

下面浅谈当前政府对劳动要素市场干预的两个案例。

 

一、党管人才。

“二十一世纪什么最重要？人才！”，“党管人才”似乎抓住了社会发展的方向，这是中国共产党一贯的政策，也是中国的一个特色政策。但是从经济学角度看，“党管人才”，要么意味着人才的非商品化，要么意味着一个政党的市场角色的确立。

如果说“党管人才”是把政党表述为一个市场角色，恐怕朝野各界都不会接受，经济学理论当然也不会接受。如果说“党管人才”意味着要促进劳动要素的非商品化，则同样党的理论家中没有人会这么直接地表述，因为上述认识已经说明了，商品化就是市场化，市场化就是私有化，因此，如果把“党管人才”看作是劳动要素的非商品化行为，则和执政党当前在市场化思潮推动下所制定的发展经济的大政方针有明显冲之突嫌疑。

曾经一度，政企分开的提法受到了传统观念的激烈质疑，但是最近又被国家领导人正式提了出来，说明我们的认识在市场的发展中也在逐步改变。胡锦涛明确提出了“五分开”——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而若坚持“党管人才”的理念，这“五分开”就会很难做到。如果人才还属于自身以外的人管，则其天然特权就在某种程度上被剥夺了。

众所周知，国企的干部都是国家委派的管理者代表和所有者代表，和私人企业的CEO有着本质的区别。在大中型的国企当中，领导层不是执政党党员的寥寥无几。而企业的CEO原本应该是对投资人负责的，而不是对政府或者政党负责的，这实际上已经影响到了管理者从事经济行为的过程当中的决策心态和出发点。另一方面，国企的CEO两头都要负责的角色也比起那些只为资本服务只对资本负责的私企的CEO来说，也并不好当。

那么要不要破除“党管人才”？这首先要区分一下人才的类别。如果是经济领域（对应于民众的非必要需求）和与之相关的纯粹技术领域的人才，在承认个人才能是天然特权这一私有制度下，党就没有资格去管这些“人才”，强行去管，则是对生产要素市场的粗暴干涉。如果是非经济领域（对应于民众的必要需求。《西方经济学的终结》，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P56，图2-13），政府一样需要人才，如公务员队伍的人才建设。执政党的组织部门就是管这方面人才的。显然，这种“管理”不适宜延伸到市场经济领域。

当然，对于那些自视为人才者自己来说，要想充分行使、享受自己的天然特权的话，就干脆脱掉官袍换金袍，不能两者都贪。

 

二、解决失业。

失业是劳动力市场化运作的必然结果，政府干预失业问题，就是对劳动力市场的最大干预。厂商不需要某种劳动力，或者需要但是无法与之达成价格协议，承受不了这个成本，那么，政府为何、又有什么理由强迫厂商接受这个劳动力成本呢？如果反过来，当居民认为报酬过低而不愿意为厂商提供自己的劳动服务的时候，厂商是否有权利要求政府出面干涉居民？

显然，“辞退”和“辞职”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就业难”和“民工荒”是同一个问题。在自由的劳动力市场上，和其它商品一样，只有买不起而没有买不到，既不缺职位也不缺员工，却的只是难以达成成交的比例。在市场范围之内，对这个问题政府不需要进行干预，更不能从一个单方面进行干预。

失业之所以成为一个社会问题，问题的根源在于这个社会机制本身。“失业”或“就业”问题是社会机制强行把民众的必要需求纳入市场化轨道的必然结果，或者说是社会保障制度残缺的表现。如果社保制度可以保障人的基本需求，把“活得了”从就业的目的当中彻底分割出来，就业就自然不再是一个问题了。

当届政府已经提出，要建立健全一个覆盖城乡惠及全民的完善社保体系。但是我们知道反对的声音一直存在。一种常被引用的道理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把社保看作是“鱼”而把就业看作是“渔”，“鱼”被看作是纯消耗，而“渔”被视为是可持续发展。这听起来很有道理，其实道理背后被掩盖起来的是所有制的问题。

从最原始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来说，当然是完全有道理的，因为那时候的渔人面对的是生产资料公有制，森林资源公有，其木人皆可伐来做舟用于捕鱼，河流湖泊公有，其中之鱼人皆可渔。

这时，讲“授人以渔”者是真正的仁者，在受者学会渔术之前，必定还会先授之以鱼，不然他饿死了也就学不到渔术了。而等受者学会渔术之后，他就可以自力更生自食其力了——因为生产所需的两个要素他只缺“渔术”这一项，现在齐备了，生产自然就可以开始了。故而授人以渔是善莫大焉。

而现在不同了，纵然把你培养成为有渔术之长的阮氏三兄弟，但是你没有树木可以做船，有了船你也没有水域去捕鱼。最后，和树木及江河湖海的主人讨价还价一番之后，你辛辛苦苦得到的也只是勉强糊口的小鱼烂虾，活脱脱一个“佃渔”而已。所以，现在的“授人以渔”大多是鱼塘主人别有用心的假仁假义，授之以渔，是为了让他为自己捕鱼，而不是为了渔人自己的利益。如果鱼塘的所有者从授人以渔当中得不到丰厚的好处，大概渔和鱼都懒得去授了。

当然，有人的出发点不许是这么“卑鄙”，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们可能只是担心授人以鱼会培养人的懒惰而授人以渔是培养其上进。然而这种担忧是多余的，也是和绝大多数人的行为习惯相背的——大多数人不会满足于基本需求的解欲，之后都会主动去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的满足。

 

如果政府可以认识到必要需求部分是政府职责所在，而非必要需求部分不是政府职责所在，那么就应该知道，就业或者说失业本来不是一个问题。建立完善的社保体系，对于失业这个问题来说，是釜底抽薪式的根本解决之道。

反过来，我们也可以用“就业（失业）还是不是一个问题”，来检验这个“覆盖城乡惠及全民的社保体系”是否健全和完善：就业是问题则社保不完善，就业不再是问题则说明社保真的完善了。

【作者: 钱皮】【访问统计:】【2008年03月4日 星期二 19:45】【注册】【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