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也像一个人一样，有它自己的气质和韵味。一个城市的“大”或者“小”，是一种城市气质，一种城市风度，而不是一个城市的辖域和人口。据说欧洲有这么一句谚语：“三天可以培养出一个富翁，三代才能培养出一个贵族”。如果这种说法是可以接受的，那么，一个城镇可以急剧膨胀甚至爆炸式地成为一个城市乃至一个不小体积的城市，但是，它的文化，它的气质和韵味，它的精神，却难以在短时间内让其成为一个大都市。

 

广告标志着商业活动的活跃程度。但是欠发达的小城市的电视广告却常常比大城市的电视广告还要多，尤其是医药类的广告，连篇累牍不厌其烦的重复。

小城市的电视节目以播放港台韩的八卦剧或者无厘头剧为主，期间插播大量的广告。不过好处是你在大城市里要一个月才可以播完的连续剧，在小城市可能一周就能够看完了，因为它可以一天到晚连播5集乃至10集，让你直呼过瘾（别在意广告的话）。

小城市也有彰显商业繁华的霓虹灯，只不过比起大城市来说，霓虹灯似乎更容易残缺不全，缺撇少捺。小城市也有时装店，而且大城市有的品牌小城市基本上都会有。只是在这些品牌店里难得买到一件正品货。

小城市也有消防队。但是要么是小火无须救大火救不了的摆设，要么是收费救火。

小城市的公共场合如车站商场等处也会有步行电梯，但是通常会在人流不大的时候停止运行，客人需要自行在电梯上行走。

小城市的公共交通系统开始营运的时间较晚，但是结束营运的时间会较早，通常会和太阳落山的时间差不离。但是外来旅客不用过分担心，现在都有出租车或者摩的或者其它人力车等着添补交通空缺。不过有计程表的出租车不多，在有计程表的出租车当中使用计程表的也不多，即使使用计程表是否如实计程也令人狐疑。

小城市也有环卫。但是环卫工人不像时传祥那些大城市的环卫工夜间上班，而是和上白班的市民同步作息，当上早班的市民在上班途中在路边吃早餐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勤劳地挥动大扫把了。

小城市的道理虽然没有大城市复杂，但是路牌设置通常会令外来者更加迷茫。小城市的道路也分机动和人行，但是人行道通常是停车场的别称。

新建小城市的道路也会有充满人情味的“盲道”，但是，即使不为自行车三轮车所占据，盲道也通常是终止于一棵大树或者一个下水井口。

小城市也播放电影《天下无贼》，也知道本世纪人才最重要，因此，也有人才市场。但小城市的人才招聘广告当中薪金一项大多为“面谈”，而不是需要什么样资历的人、干什么职责的事情、给什么样的待遇这样明明白白。而且招聘的职位以普通工种为主，很少有管理尤其是高层管理职位。这一方面固然有小城市大企业少的原因，但是更主要的是宁做鸡头不做凤尾的观念牢固，以及家族式管理盛行，不愿意找一个外人来当自己的婆婆。

小城市的人才招聘广告中往往有这样的条款：招聘优秀店员（员工、领班）若干名。似乎不这样强调一番便会有不优秀的应聘者堵塞门庭一样。

……

小城市会有很多事件，让人感觉它还是一个小城市。

这里所谓的行为，当然是指人的行为。准确地说，是理性人的经济行为。

理性人的行为是建立在动机之上的，不单单指经济行为，而是所有行为。如果是非理性人，则这个结论不成立（逻辑上不成立，也不可实证）。所以，《西方经济学的终结》指出，理性人意味着动机和行为的一致性。经济学既然以理性人为对象，经济学人就要首先记住理性人行为的这个最重要的特征，并且铭记于心，不要在研究的展开过程中把它抛到脑后。

人的行为，常常被解释为“选择”。这种说法基本正确，但是不算严谨。研究行为，不论是哪种行为，最好是按照行为心理学的路数进行，不必要自创一套。在行为心理学来看，行为建立在动机之上，即动机确定以后行为才可以展开，因此，是动机确定的过程中包含着“选择”，而不是行为本身包含这选择，动机确定过程是一个“决策”或者说“选择”，而行为是选择之后的事情，因此说行为是选择不妥。

行为动机形成的过程当中的“选择”，其实就是一个“价值判断”过程。人的行为是有明确的价值取向的，这种情况心理学称之为“操作行为”，也就是行为的目的性，而不是盲目的“反应行为”。也就是说，人只会从事在他自己看来对其有利的行为，这个“利”就是他的目的，而不会从事在他看来对其有害的行为——一言以蔽之：理性人是趋利避害的，而且这个“利”或“害”是以其自身的价值观念所做的价值判断而言的，不是普世的价值观（当然可以有重合）。

这样一说大家就应该明白了，只要承认“经济是理性人的一种行为”，只要知道行为是基于动机的，只要知道动机的确立是基于价值判断的，就知道，经济学其实从根本上就是研究“好（利）还是坏（害）”的，即研究“价值判断”问题的。

学术上现在对研究“是什么”这类问题的学科称为“科学”，即科学是搞事实判断的。而将研究“好与坏”这类问题的学科归为研究价值判断的，这是和搞科学（事实判断）是有明确区分的。

因此，基于上述简单论述，经济学人以后不必自称经济学是科学云云，不论当前其数学时装是如何华丽前卫（何况其中很多是伪数学噱头而非数学应用）。

 

理解到经济学其实就是研究价值判断的，这十分重要。但是在此基础上同样重要的还有两点。第一，要知道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的重要差距在哪里，不要把主观的价值判断和客观的事实判断搅合在一起了。这就是说，不要犯违背“休谟法则”的错误。

第二，事实判断是客观的，因此有一个判断的准确性问题，即对与错的问题，而价值判断是主观的，其依据是判断者自己的价值观和认识水平，没有可供判断的客观标准，因此，其实际上是没有对与错之分的。一个人因为自主自由而被看作是理性，不能够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给他人，用自己的价值判断取代他人的价值判断。这一点在《西方经济学的终结》当中被表达为“价值中性”，即事物本身没有一个客观存在的、属于事物自身的“价值”。价值中性恰恰是价值主观性的最直接的结果。

 

经济是理性人的经济行为的集合（《西方经济学的终结》语），经济现象当中最重要的现象就是“价格”。既然经济学从根本上就是研究“价值判断”的，那么可以推知，“价格”现象其实也是价值判断范畴的东西。

虽说“价格”是最最重要的经济现象，但是，可笑的是经济学人一直都不知道价格是什么，连一个科学合理的定义都不曾给出，这意味着，传统的经济学一直都在搞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

《西方经济学的终结》给出的价格的最确切的定义：价格就是两种商品所交换的比例。作为两个可以提供到市场上的数量，购买量（所谓的需求）和让渡的量（所谓供给）都是存量（即所谓的“时点数”），而不是现代经济学所谓的“流量”（即时段数）。我无须举出例子来佐证这个定义的普适性了，如果读者能够找到一个不符合“价格就是交换比例”这个定义的“价格”出来，《西方经济学的终结》这本书你可以直接丢进垃圾箱里了。但是如果你找不到，你手头的传统的经济学书籍你都可以丢进垃圾箱了。

既然作为两个时点数的“比例”，按照变量逻辑，价格当然也就是一个时点数，即存量。因此，大家在市场上看到的商品价格是随时而变的；大家看到的商品报价单是有时效的；大家在证券交易所的屏幕上看到的价格曲线都是对时间横坐标做出的，而不是对某个时段做出的。

既然价格是两个数的“比例”，也就有了哪一个数做分子、哪一个数做分母的问题。不用说大家都能整明白：这个选择是人为的、任意的、没有标准的。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大家都知道，有的商家的价格表上写着“2元/斤”，有的商家的价格牌上写着“5斤/10元”，两种写法分子分母正好颠倒，但是没有人说哪一个写错了。

既然两种写法都对，经济学人就应该知道，价格其实是无所谓高或者低的问题的，准确的说，价格的变动无所谓“好或者坏”的问题。这一点同样非常重要——价格作为最重要的经济现象，经济学又是研究好和坏这种价值判断问题的，怎么又说价格无所谓高（低）好还是坏？这惟一的解释就是“价值判断是主观性的”和“价值中性论”。

 

“理性人”不是针对交换的某一方而言的，而是针对交换双方而言的，即交换双方都是理性人。理性人之所以被称为“理性”，就是因为其“自主”、“自由”，那么，交换双方的理性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交换的自由，意味着交换的平等。

我们把理性人的这种行为的自主性考虑进来，就应该知道，价格作为交换的比例，是两个理性人自主、自由协商的结果（不论他们协商时各自的依据是什么），因此，任何一宗交换，都对交换双方是公平合理的。任何对价格的说三道四，都意味着否认了交换者的理性人角色，意味着对交换的公平性、自愿性的否认。

也正因为对理性人概念的严格遵从，也正因为对交换平等性的承认，所以，市场上是处处均衡的，而对所谓非均衡的研究，实际上从根本上偏离了“理性人”公理。

 

这样一来我们就应该知道，什么粮价高了不好、什么油价高企妨碍经济发展、什么通货膨胀或者滞涨有害民生等等，都不是经济人的学术语言，更不可能是经济学的学术结论，而是一种赤裸裸的政治诉求——只是站在交换双方某一方的利益立场上的一种政治诉求！请问：哪一件商品不是人类制造？哪一个商品生产者希望商品一文不值？哪一个交换者希望自己让渡出去的东西贱若泥沙？既然在商品经济时代我们每个人都是商品生产者（包括自己的劳务），怎么还会有对价格的是非议论？站在两个平等自主的交换者之间的研究者来说，经济学人该为哪一方说话？如果经济学人真的为其中一方说话，究竟是在做学问？还是搞政治呢？

 

经济学自称有“规范的”和“实证的”两个部分，但是，在“理性人”这个概念之下，这两个方面都难以为继。

在“规范”方面来说，理性人自主自觉，不需要从外界对其行为进行所谓的“规范”，一旦对理性人的行为（不谈所谓的违法行为，那属于法律问题，不是经济学问题）说三道四指手画脚，就意味着说三道四者处于理性裁判地位而被评判者有非理性的成分了。因此，强调理性人概念的经济学就不能替理性人“做主”，因此经济学既不需要研究“为谁生产”也不需要研究“生产什么”（这是一个重复，知道了为谁生产，自然会知道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更不需要研究“如何生产”——理性人自己会完美解决这些问题的。

在“实证”方面——经济学要“证”什么？替厂商研究如何赚钱？还是替居民研究如何提高劳务所得？如果认定厂商和居民都是理性人，他们自己会就商品和劳务之间的交换比例达成一致意见，经济学无须越俎代庖。而所谓的实证的宏观经济政策，无一例外的是在社会各阶层之间搞利益平衡，换句话说，是政治而非经济。

 

如果有把经济学当作对象的学科——经济学学，它的结论就是：规范的微观经济学基本是多余的，而实证的宏观经济学就是政治。

对于价格运动，大家最常听到的是议论是价格传导现象。比较文皱和听起来更科学的说法大概是“蝴蝶效应”之类了。这种思维方式几乎已成定式，但是却隐含着浅显的错误。

也许是“动必有因”的哲学思想导致了类似“蝴蝶效应”这种思维方式的产生。任何一种当前的存在状态，人们逻辑地认为它必有成因，这种逻辑至今看来也没有什么错误可挑剔之处。整个科学体系的活动就是一个寻找“因”的过程。

然而，“动必有因”的逻辑并不能简单地反过来，不等于“因必致动”。不能因为人都是父母所生，就断然地说一个人必然会生育子女。蝴蝶效应的理论，其实就是“每个人都有子女”的理论。

 

运动是有条件的。这种情况科学家称之为“阈值”。

【阈值】threshold，又叫临界值，是指一个效应能够产生的最低值或最高值。此一名词广泛用于各方面，包括建筑学、生物学、飞行、化学、电信、电学、心理学等。

“阈值”的情况在自然界比比皆是。

例如“生态阈值”，即环境容量，是指某一环境区域内对人类活动造成的影响的最大容纳量。大气、土地、动植物等都有承受污染物的最高限制。生态系统虽然具有自我调节能力，但只能在一定范围内、一定条件下起作用，如果干扰果大，超出了生态系统本身的调节能力，生态平衡就会被破坏，这个临界限度称为生态阈值(生态阈限)。

生态阈限决定与环境的质量和生物的数量。在阈限内，生态系统能承受一定程度的外界压力和冲击，具有一定程度的自我调节能力。超过阈限，自我调节不再起作用，系统也就难于回到原初的生态平衡状态。生态阈限的大小决定于生态系统的成熟程度。生态系统越成熟，它的种类组成越多，营养结构越复杂，稳定性越大，对外界的压力或冲击的抵抗能力也越大，即阈值高；相反一个简单的人工的生态系统，则阈值低。

当外界干扰远远超过了生态阈限，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已不能抵御，从而不能恢复到原初状态时，则称为“生态失调”。

生态失调的基本标志，可以从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这两方面的不同水平上表现出来，诸如一个或几个组分缺损，生产者或消费者种群结构变化，能量流动受阻，食物链中断等。

 

例如“能阈”或“能量临界值”：threshold amount of energy。

例如Threshold energy阈能。有两个涵义，(一)在简单碰撞理论中，即指反应临界能。在现代碰撞理论中是分子碰撞时能发生指定态-态反应所需的最低能量值(εth)。这是微观量、分子水平的量。对于同一基元反应的不同态-态反应，其阈能是不同的。因此，对于有不同态-态反应的基元反应的阈能是统计平均值，是宏观量。(二)吸热核反应 (Q<0)的发生所需入射粒子的最低能量，称作该核反应的阈能，用符号Eth表示。

例如在计算机photoshop当中有“threshold for the acc”，叫做灰度阈值，可以指定某个色阶作为阈值，所有比阈值亮的像素转换为白色；而所有比阈值暗的像素转换为黑色，从而将灰度或彩色图像转换为高对比度的黑白图像。“阈值”命令对确定图像的最亮和最暗区域很有用。

实际上，计算机当中的0、1编码也是建立在“阈值”的基础之上的。对于任何状态，都根据一个设定的阈值，将之转变为0、1两个状态。

例如，一个物体放在一个斜面上，会不会下滑，取决于斜面的角度（由此引起的沿斜面方向的重力分力）大小和摩擦力的对比，这时，摩擦力就是这个下滑运动的“阀”。如果逐渐增加斜面的角度，在某一个角度下物体就会滑落，因此，斜面的角度也可以看作是这个运动的一个“阈值”。

例如有趣的多米诺骨牌游戏。并不是随意摆放骨牌都会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的，这需要精心地摆放，保证每一个骨牌倒下的时候产生的力量超过后一张骨牌倒下所需要克服的最小“能障”（骨牌倒下的过程当中，有一个自身势能的升高过程，这个能量增加的高度即为“能障”）。如果骨牌靠得太紧，倒下时产生的冲击力不够克服能障；如果骨牌自身质量不够，倒下时产生的最大冲击力也有限；如果间距大到一定程度（但是没有超过骨牌的高度），在后一张骨牌上的撞击点很低，同样不能让后一张骨牌倒下。

例如一个池塘当中丢下一棵石子，会引起一片涟漪，波纹会穿的很远，但是总有终止的时候，当波动的力量小于水的自由黏性力的时候，就无力再传导了。如果把几个杯子紧挨着放在一起，或者在一个大水缸里分割成不同的小格，在某一个杯子（格子）里引起的波动会不会传递到其它杯（格）子里？显然取决于杯子里的水有多少（离杯沿有多高h），以及所制造的波动有多大（H），如果H>h，水浪就会越过分隔从一个杯（格）子到另一个杯（格）子里，从而在另一个杯子里也引起“波”。

例如“分界电路、阈电路、门限电路”：threshold circuit。

例如“阈电流密度”：threshold current density。

例如“阈加速度”：threshold acceleration。

……

由于threshold有“门槛、入口、门口、入门、开端、开始、界限、限度、边界”等等含义，因此有人将阈值称为“阀值”，“阀”和“阈”都是“限”的意思，“阀值”也算是比较到位的翻译而不能称为错别字了。

 

蝴蝶效应理论的提出者×××先生生活在超导理论提出的时代，有没有受到超导理论的影响而突发奇想？这不得而知。但是，蝴蝶效应的思维却是“任何运动都是超导”的思路，显然有点幼稚了。

正确的思路是考虑“阈值”的存在，具体现象具体分析。一个水管里的水会不会流出？即使是小学生也会回答：关闭阀门它就不流，打开阀门它就流出。打开邻居家的阀门，你家锅里的水会不会增加？你自己回答吧。

 

说回到经济学的“价格的传导”来。

价格的传导，其实就是价格运动的一种超导思路。从经济学的角度将，它是一种“成本决定价格”的思路。然而，成本决定价格的思路是错误的，是将价值和价格混为一谈的结果，是没有弄清楚价格是什么以及价格如何决定的情况下的错误思路。

由于运动的“阈值”现象，且不说某种成本的变动在不考虑“阈”存在的情况下能够实现超导传递，那它直接影响到的也仅仅是单一商品的价值（单方面认可的），而不是做为两种商品交换比例的价格。

实际上，即便是价值的传导，也是有“阈值”问题的。产品的价值（有用性）不会因为制造成本的增加而发生变化，费用增加并不能导致产品的有用性即价值会增加（或者明白地说是被客户或消费者所接受）。因此，某些行业的成本增加，无法传导和无法完全传导给下游环节，而只能靠其内部消化来缓解。

 

最近公布的PPI数据据说创了十二年的新高，但是，官方的解释说“不会很快传导到CPI”。看来，传导是肯定的了，只是不会“很快”而已。这依然是一个“蝴蝶效应”的思路，其默认的前提就是——所有的下游环节都会无条件地接受上游的提价。

也不知道相信“蝴蝶效应”理论的人会不会从当前创记录的高PPI得出楼市也会持续涨价而不会衰落的结论。

“库存”通常情况下被厂商看作是一种负担，一种成本，一种资本的无效率占用。因此，如果做到最小库存，就成为了许多厂商追求的管理目标。

但是，这种认识并不是完全的。有时，库存不是占用资金，而恰恰是一种资本储备。“囤积居奇”就是这样一种管理思路，这也是一种常规的思路。

商场如战场。兵者，第一贵在神速；第二，不打无准备之仗。因此，有时，充足的、及时的、恰当的库存恰恰是赢得战机的有效手段。我们从来不会听说军队打仗是在弹药零库存的情况下进行的。神速，是建立在“有准备”之上的，如果没有“准备”，仓促应付，临时抱佛脚，就难以做到神速了。而“准备”之备就是“库存”，是作战的必要条件。

 

管理学把一定条件下厂商追求的最小库存总结为“零库存”管理，其实有点形而上学和走极端了。且不说这种零库存能不能在现实当中有效地实现，即便是实现了，也和之上两种情况（囤积居奇和赢得时间）不符。

有时候，库存的成本只是被转移了，而不是被真正地消除了。当原材料变成半成品的时候，通常生产厂商无法做到每一个工序都零时间间隔地连续生产，储存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序环节，只是储存的时间长短或者由谁来储存的问题。

在生产周期比较长的生产过程当中，储存是一个大问题。例如节日商品，早在节日到来之前就存在零售商的仓库里了。西方的圣诞节礼品现在很多都在中国生产，但是生产商是在每年的春末夏初季节就接到远在十二月份的圣诞节用品订单并且开始备料生产了。

生产服装的企业大多都是冬做夏装、夏做冬装。

生产果蔬制品的企业，往往会在果蔬上市的季节大量采购原料进行囤积。

在通常情况下，我们作为消费者在商场里买到的货品，都可以看作是“库存品”，否则我们会常常面临“短货”的局面。消费者不能够总是像在餐馆点菜吃饭一样站在生产线的端头等着拿刚刚包装好的商品。而餐馆里的零库存销售，也不过是成品的零库存，而在原材料和半成品方面，餐馆通常也是不打无准备之仗的。

在许多厂商的工厂里，“仓储”是作为一个单独的部门设立的。上下工序车间之间设立一个专门的储存车间，这对于装配式生产工厂来说司空见惯。本人在管理工厂的时候，就有把仓库的归属权在生产部和采购部、销售部之间转换的经历。这要视具体的情况定夺。

即便是一个装配线，也必不可少地要配置充裕的原材料零部件存放区域和相应的工位器具用来存放领取用于装配的零部件。还要配备足够的区域临时堆放下线的产品，而不是直接把它交付给购买者。

如果某个生产环节被“独立”出来实现了真正的“零库存”，那么通常是以增加上下工序其它环节的库存以及增加物流成本为代价的。一些大的零售商，为了减少自己的库存成本而又不影响供货及时，往往会利用自己的强势要求供应商建立充足的库存，把自己的赢利建立在供应商的风险之上。

 

中国汽车行业曾经推行过一场“零库存”的管理革新，但是，实际的实行当中却流于形式主义，根本上没有实现所谓的零库存管理。

某电视节目做了一期赞美中国重汽集团如何通过零库存管理提高企业效益的节目。却原来中国重汽的零库存管理，不过是把原来自己管理的仓库出租给自己的零部件配套厂商使用而已。这档节目把重汽的这种零库存管理列为重汽从困境中起死回生的重要措施之一，重汽的书记对着记者和镜头无不自豪地说：我们减少了成本和资金占用。

众所周知，所有的成本最终都会转嫁到消费者所购买的最终产品上去，否则这个产业一定无法生存下去。但是，在重汽的整个产业链上，仓库还在那里，仓库里的零部件依然堆积如山，只不过现在不是由重汽亲自管理罢了，而且看上去还有租金收益，可谓一举两得，但实情不过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

有些厂商不是把原来的仓库租给零部件供应商，而是“邀请”供应商在自己的装配线附近自建仓库，以保证随时随地地提货需求。

汽车行业普遍推行的4S店服务网络，如果4S店内经常告知用户没有配件，要等待工厂安排生产之后才可以提供维修服务的话，相信不久生产工厂会陷于真正的无须库存的局面——没有客户买车，用不着生产了。

在终端产品兴隆的时候，零部件供应商通常会“乐意”接受下游龙头企业租用其仓库或自建仓库的“邀请”，但是当整个产品链的销售终端出现问题的时候，或者供应商的资金被占用过大难以负担的时候，他们也会做出真正的“零库存”管理——停止供货。重汽就在低谷时期遇到过这种墙倒众人推的情况。当供应商告诉装配厂商自己的仓库里是真正的“零库存”的时候，以零库存管理为骄傲的装配厂商就再也“骄傲”不起来了，整个一个叶公好龙。

 

如果你也是一个供应商，如果你的客户要推行“零库存”管理，那可不见得是一个好事情呢。

北京环境交易所（简称环交所）昨天在金融大街正式挂牌，成为全国首家环境权益交易机构。

 

据称，该交易所的建设将分“三步走”。第一步是开展节能环保技术交易，该业务目前已经具备开展条件；第二步是开展二氧化硫和水污染物的排污权交易，该业务尚处于预研究中；第三步是在适当条件下推进碳排放交易。

北京环交所人士称，该所目前已经储备了三四十个项目，拟于近期推出。中国环境交易市场潜力巨大，需要建立本土的交易所以争取定价权。

据说，此前国际机构已经大规模在中国购买环境权益。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在中国已经发展了4个会员机构。

 

环境可以作为交易的一个筹码和实体，那么还有什么不可以用于交易？下一个被挂牌交易的会是什么？

环境是毫无异议的全人类公有品，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把对环境的污染控制在自己的领土领空之上，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阻断来自他国的环境污染。因此，涉及到环境的权益是理所当然的、纯正地道的“公权力”范畴。现在，环境权益可以在市场上挂牌交易了，这是公权力被当作商品的道路上有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

 

早前有人说要出售月球土地，还真的有不少买主。但是，官方的观点似乎不认可这种交易，不认可的重要理由之一就是月球是全人类的公有品，不能由哪一个私人把它当作私有物品用于出售。

但是，现在环交所的成立（当然不是中国开的先河，中国不过是有样学样，跟在他人完全市场化的步子之后亦步亦趋罢了）说明私人不可以拿公有品用于交易的理论开始不被肯定了，受到质疑和冲击了。

其实广义来说，月球也是地球环境的一个部分，它密切、严重地影响到地球的大气和水文。尽管炒卖月球土壤的游戏除了满足变态的心理需求之外并不会改变地球的环境质量，但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和地球上的环境买卖具有同质性——用公有品做交易。

 

如果在一定条件下公有品可以用于交易，那么属于公权力所有的公有品还有很多，下一步被用来挂牌上市的公有品会是哪一个？

污染属于全人类的环境的行为实质上就是对全人类的犯罪。但现在“犯罪”可以通过付款而合法化了。那么，之前某省某市的某个案例当中，某富翁用一定金钱来把儿子的死刑减为无期的做法是否也是可以被容许或者被理解？不都是用金钱去换取犯罪的权力吗？

那么，再进一步，在完全市场化的浪潮当中，是不是会出现“国家权力交易中心”这种经营行政权力的机构？在行政改革当中，过去有国家机关管理的许多权限如种种许可证之类都取消了，现在看来，这样一纸公文予以取消，实在是损失巨大，何不用市场化的观念对待，开办个“权力交易所”把这些“权力”也打包出售呢？

因此，各个省市政府掌握的那些“应该”取消的审批权限，不妨先缓一步，等等看，等到将来有“权力交易所”挂牌了，拿到那里去挂牌拍卖，也比现在就平白无故零费用取消掉好啊。

这样推想起来，环境污染权交易的合理性，似乎一点也不比女孩出售“初夜权”更高。“有钱可使鬼推磨”的古训再次闪耀着真理的光辉。

 

新闻当中惟一没有交待清楚的是，这个北京环境交易所的老板是谁，是公还是私；那些 “已经大规模在中国购买环境权益”的国际机构又是什么所有制性质的。是不便说？还是自己也没有弄清楚？

 

阅读链接：

CDM，我们是否要穷得发财了？http://www.jjxj.com.cn/news_detail.jsp?keyno=12604

如书中所述，戴先生把“曾经出现过三种逻辑展开起点”分为：价值、商品和“经济人”三种。在我看来，我更愿意将之归结为一类，我用《西方经济学的终结》当中所用的词语“传统的经济学”来通称之。

这样通常的理由在于，貌似三种的研究原点，其实是同一个原点的不同视角下的一个片面观点。这就是说，三种原点都只是描述了一个原点的一个片面而已，在本质上是可以被统一在一起的。当然，这种统一，并不是简单的并列，需要对每一个片面观点进行修正，以纠正因其片面而得出的错误认识，去伪存真，把正确的部分统一起来。《西方经济学的终结》一书就是这样做的。下面简单复述一下这三个研究原点的统一。

经济学研究的“原点”本体：理性人处置多余所有物的行为。这个“原点”实际上包含了戴天宇先生所说的三种“原点”。

首先，包含了“经济人”概念。

行为者是理性人。理性人这个概念在经济学上也经常性地被称之为“经济人”。但是，“经济人”的概念远不如“理性人”概念更贴近问题的本质，常常会被粗浅地当作“货币拜物教者”的同义词来解读。

在《西方经济的终结》当中，甚至理性人概念也不是许多人通常理解的涵义，而是指“行为和动机具有逻辑一致性”的人，这里的“动机”一词完全是行为心理学意义上的动机，而不是狭义的、错误的被解读为“货币增殖”。

现代经济学以理性人为出发点，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缺乏对理性人特质的深入研究，忽略了理性人另外两个特征，所描述的经济人（理性人）并不完全。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得出，现代经济学当中许多观点都和这个“理性人”具有逻辑矛盾，例如价格自变量的思想，例如均衡的思想，例如一定要假定其它变量不变的思路，例如边际的思想（注重过程与方法而忽视行为的目的）等等。

其次，包含了“商品”的概念。

理性人的行为对象是“多余所有物”，多余所有物就是“商品”。正如注重“商品”概念的马克思所说的：任何为满足自身需求而生产的东西都不是商品。商品就是为他人的需求而生产的，对自己就是多余的。一个符合逻辑的推断就是：最早的商品就是剩余物品。

以“商品”概念为经济学的切入点，这种做法无疑也是正确的。但是，马克思的不幸在于，他错误地将价值概念当作商品自身的属性来看待，这就背离了他自己对价值是一种“人－物关系”的认知。

马克思在资本论“商品”一章较后部分写道“假如商品能说话，它们会说：我们的使用价值也许使人们感到兴趣。作为物，我们没有使用价值”。这一句说明马克思认识到价值并非物自己的属性，而是人与物的关系。但是，随后马克思又讽刺道：“可是那些自命有深刻的批评力、发现了这种（指交换价值）化学物质的经济学家，却发现物的使用价值同它们的物质属性无关”。本来，“作为物，我们没有使用价值”和“物的使用价值同它们的物质属性无关”是完全相同的意思，都是“价值中性论”，但是，马克思自己可以说，别人说出来似乎不行。

《资本论》的进一步展开，都是建立在价值是商品的属性以及回避这是“对谁而言的价值”这个问题之下展开的。

之三，包含了“价值”概念。

这第三个“包含”其实在以上两点当中已经包含了。但是，第一，古典的经济学以及后来的经济学都没有给予“价值”二字以正确的解读，没有认识到价值的主观属性。马克思从“商品”概念出发，看似一个研究“价值”概念的高手，但是并没有能够摆脱古典经济学错误的客观价值论的桎梏。古典经济学默认价值是商品自身的属性，其价值概念实际上和价格概念是混为一谈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商品”一章当中说到：“产品交换者实际关心的问题，首先是他用自己的产品能换取多少别人的产品，就是说，产品按什么样的比例交换”。马克思还用“交换价值”替代“价格”并引用列特隆的说法：“交换价值首先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这个比例随着时间的地点的不同而不断改变”。

如果从马克思的这两段论述，我们可以马克思已经触到真理的脉搏了。但是，在传统古典的价值思想的桎梏之下，马克思没有认识到，他所描述的两种商品（使用价值）之间的交换比例其实就是“价格”，也就是说，价格概念是描述交换的，价格就是“交换比例”，必然涉及到两种物，涉及到“自己”和“别人”两个交换者。但是，在真理的边缘徘徊之后，马克思还是步入了错误，把这个“比例”当作“价值”莫名其妙地归结给了两种使用价值当中的某一个。

由于交换涉及到“自己”和“别人”，因此，谈到其中的价值问题，一定要指出是哪一个物对哪一个人而言的价值。但是，传统的经济学都回避了这个本来无法回避的深究。或者说，回避了“价值”因人而异的主观性。

第二，理性人的行为是建立在动机之上的。而动机是在价值判断之下确立的，没有价值判断就无所谓动机，就无所谓理性人。同样，理性人是自由思想的，具有不同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判断的，如果不同的人对于同一商品具有完全一致的价值判断，那么他们也不能称其为理性人了。因此可以说，研究理性人的行为，就是研究价值判断。

以上第一和第二点都表明，原点（理性人如何处置多余所有物）本来就包含着“价值”概念与其中。所以，以价值二字为研究原点也是正确的切入方向。传统经济学的错误在于，没有充分认识到价值是人与物的一种关系，没有认识到价值是具体的人对具体的物的关系因而是主观的。

可以说，经济学对于“理性人处置多余所有物的行为”的研究，只要注意理性人是有自己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判断能力的，只要注意价值是理性人和物之间的关系而非物自身的属性，不管从哪一个侧面（理性人自身，或是商品，抑或价值）入手，都可以达到共同的认知。可惜的是，传统经济学的三种研究范式都没有能达到透过一斑而窥全豹的目标。

但是，《西方经济学的终结》做到对三种研究原点的统一。这种统一建立在正确的理性人和价值概念之上，以及一个正确的切入点——交换。

 

 

在经济学理论上，企业是一个组织，一个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组织。企业的行为是市场行为，而不是社会和政治行为。作为市场的参与者，企业必然要以私有者身份参与其中。而私有就是垄断，私有者其实就是垄断者——在自己的私有权领地里的最高统治者和垄断者。

垄断者还能接受有上一级的管理者存在吗？不能。所以，企业无上级。

“企业无上级”的口号也提出多年了，并且被巨大地推进实施，尤其在民营私营领域。企业大到员工数以万计，小到两三人，老总与老总之间都是平级的，大老板是老板，小老板也是老板，彼此没有高低之分。

然而，政府管理部门和私企之间婆媳关系的消除，并没有扩展到国有企业领域，从国营企业到国有企业，并没有改变国企有上级这样一个本质特性。所谓的国企，依然是一个政府所有的生产部门，并没有成为一个完全的市场角色。

众所周知，国企的领导者并不是出资创立人或者出资人（股东）推举出来的，而是政府的相关管理部门委派的，实际上还是一个行政职务。今天是企业老总，明天可以是市委书记或者市长；今天是某能源公司的董事长，明天可以去某省任主抓能源工作的副省长。

企业以赢利为目的，无所谓社会责任。

在512汶川大地震当中，国企的救灾表现可谓不俗，政府和媒体也因此给予了高度的赞赏，盛赞国企担当了巨大的社会责任，体现了国企的存在价值。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种所谓社会责任的体现，恰恰表现出了国企的非企业性质。

实际上，很多国有企业，虽然说在朱鎔基时代都搞了一次改制的革命，虽然说都已经、纷纷冠以“公司”之名，但是，却无法变成真正的市场角色——企业。例如航天工业公司、北方工业公司、华能公司等等，都不可能以赢利为自己的行为目标。都肩负着无法推卸的、巨大的社会责任。因为这些假企业实际上都是“国”在行使自己的职能，所以，戴在它们头上的“企业责任”光环，不过是“国”在行使其职能而已，是“国家责任”而非“企业责任”。

再回到开头的话题上来。

有人说，企业老总当然应该给自己定工资，想订多少就订多少。但是，如果认清了国企的非企业性质，就知道这种说法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既然国企高管的位置实质上是一个性质职务，那么，就应该比照公务员工资的水平来确定其薪酬水平。我们可以容忍公务员的年薪高达数千万元吗？即使是国家主席和总理也没有这个薪酬水平吧？

把一个非企业性质的组织冠以“企业”之名，这种名不副实的现象，不仅仅扰乱了人们的视听，也扰乱了经济学理论，使得经济学在分析国企行为的时候，往往不自觉地陷于“概念偷换”的陷阱之中。而对这种国企非企的认可，并以企业的社会责任加以美化，除了强化官商一体、权钱交易之外，不会有其它积极意义。

 

 

 

从行为心理学的原理推论，我们没有理由怀疑这位教授的看法的合理性。但是，最近公布的2008年上半年全国七十个大中城市的房地产价格指数表明，七十个大中城市的房地产价格依然处于稳定上升的过程当中，只不过是6月份的涨幅比5月份要小一点。然而，和同期的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相对比，房地产的价格长势依然是非常高的。这个数据和各个媒体所炒作的房地产危局完全相反。

面对如此的数据，为何唱衰房地产的声音会一浪高过一浪？现在甚至“腰斩”似乎都已经不能平抑某些人的愤怒，70％的降价目标已经提出来并在网络上热炒起来。

唱衰房地产的情况也被开发商所利用，房地产商正在把唱衰房地产引申演变为真正的房地产悲情，行业内部已经用“严冬”、“猪坚强”来形容当前的局面，但是，这种形容同样与七十个大中城市的房地产价格数据不符。

对立早就超出的一般的经济学范围，正像广州那位市长所说的，正在转化为一个政治问题。房地产商说房价没有跌，被批评为“煮熟的鸭子”，逼他们承认王石提出的拐点已经出现；房地产商承认说现在的确是房地产的严冬了，要做猪坚强了，又被批评说是打悲情牌。

其实，房地产的业态并不是用价格来衡量的，这和任何一个行业都不能用价格来衡量发展形式一样。一个行业的发展用总量来评价比较符号业界自己的观点，这一方面是因为不同的产品结构或者完全不同的产品类型在价格上面完全没有对比的可能性和意义，另一方面，厂商历来关注的都是利润增速，而不是价格也不是利润率，再高的单价和再高的单件利润，都不能吸引投资者，投资者感兴趣的是获利速度。例如IT产品，从面世到普及速度极快，价格也总是呈现跳水架势，并没有人针对这种现象说IT产品或行业是一个危险局面。

信息可以被选择地放大，说明什么问题？说明信息并不完全是事物自身的属性，而是包含了人与事物之间的一种关系，其中包含着人对事物的认识，溶入了人的价值判断。价值判断的主观特性，决定了信息的被选择性。“信息”的传播涉及到信息源、传递介质与方式以及接受者等多方面原因，其中人的因素广泛地介入其中每一个环节，故而，人的认识和价值判断的主观性也就充斥在信息传递的每一个环节了。也正因为如此，居民常常看到来自不同方面的统计数据相互打架的现象。某些房地产研究人士呼吁说：不要让数据后边布满利益。但这不过是否认“信息”所携带的价值判断的一厢情愿而已。

“家丑不可外扬”、“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些大家熟知的俗语告诉我们，信息是否可以完全，是否需要对称，这是有选择的，对己不利的信息（负价值信息）就会被受害者所封闭，而主动对外宣扬的信息也不见得是真实的原始信息，而很可能是被选择出来的、对信息传播者有利的片面信息乃至虚构的虚假信息，如可以用来打击对手的消息，如满天飞舞的虚假广告等等。

信息，一旦不可避免地充斥着价值判断，就不再是“纯数字”了，而变成一种政治手段。

阅读链接：

上海房产数据打架  http://finance.sina.com.cn/chanjing/b/20080801/03005155299.shtml；

任志强的blog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79d3510100awu0.html；

易宪容的blog  http://blog.sina.com.cn/yixianrong；

现在是商品社会。商品社会当中，任何服务——经济学谓之为“劳务”——都是商品，没有免费的午餐。“商品社会”这四个字就意味着，私有者（例如银行和居民）之间只有双向的2＋2交换，没有单向的2＋1服务。

中国的银行已经由原有的国有银行纷纷转制成为商业银行，也就是“企业”，企业是逐利的，不是为谁提供单向的服务的。

在这样一个社会制度之下，如果银行对居民提供了服务，居民理应支付服务的费用。但是，我们知道，居民和银行之间发生的最大的、最常见的关系是“储蓄”。如果储蓄是银行对居民提供的“货币保管服务”，居民应该支付银行的服务费用。而实际情况是，居民无须因为“储蓄”而支付费用，相反，银行还要支付给居民存款的利息。“存款有息”一直是中国银行业对居民的一项重要承诺。

也就是说，在银行方面看来，“储蓄”不是银行提供的一项“货币保管服务”，而是居民对银行的一个“借贷”行为，就像银行对其它厂商的借贷一样。按照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借贷”提供的是“资本的服务”，因此，接受居民借贷的银行理应支付给居民以服务费用，也就是存款的利息。

2＋2的经济学理论本质上在于强调交换者之间的平等关系，也就是强调交换双方都是理性人，在于强调“服务”的商品属性。

如果知道银行和储户之间的关系，不过是商品交换关系，那么就不存在所谓的银行服务态度问题，同样，各种市场（商场）对居民之间也不存在所谓的服务态度问题，服务态度的好坏，是厂商内部的事情，是厂商内部管理层与员工之间的问题，是员工有没有提供相对于工资薪酬的、厂商规定的质量等级的服务的问题，而不是厂商和居民的关系问题。

当然，也可以把银行对储户的服务态度看作是银行借贷居民货币的支付的一个构成部分，即居民提供货币服务给银行，银行支付良好的服务＋利息。但是，不要忽视了，这依然是一场交易，而不是单向的施舍。因此，如果居民对银行的服务态度不满，觉得服务规格对不起自己提供给银行的存款，居民完全可以选择“拒绝成交”，即不去储蓄（不把钱借给银行）。

实际上，银行也一直在提供他们认为和居民的存款相对等的服务。例如银行对大储户给予VIP服务，给予重要客户给予一对一的经理人服务等等。而存款额较小的散户居民，因为他们提供给银行的借款服务较小，因此，银行也对应地支付给相对较小的费用（服务＋利息）。

那些计较银行服务的居民，其实在内心深处还没有把银行看作是一个企业，依然还停留在把银行看作是政府提供的一个金融服务手段，这种思想已经落后了。商业化的银行也就是一个厂商罢了，对商人不满意就不与它做生意就是了，用不着抱怨——因为抱怨也无用。如果有一天发现银行的服务态度让你感动，那肯定不是你抱怨的结果，而是银行业内部竞争的结果或者它更迫切地需要你手中的钱了。